1938-1939年德国党卫军考察西藏：寻找原始雅利安人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遗存

据《德国研究》（赵光锐）：20世纪30年代末，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德国派出一支由5名党卫军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进入西藏并第一次访问拉萨。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考察队获取了数量惊人的科学资料，首次建立了德国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德国涉藏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活动，对德国藏学的发展以及德国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具有浓厚的纳粹色彩，此次考察很受关注，国内曾有几篇介绍性的文章，但太过简略，①或存在重大的史实错误甚至虚构，②对此有必要澄清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作深入分析。此外，有关此次考察的历史背景、相关过程、所展现的二战爆发前夕的德英关系及其影响都很值得探讨。

一、党卫军考察队入藏的背景

20世纪初，由于长期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殖民经营，英国成为侵略西藏的主要国家，也主导着对西藏的考察和研究。历史上德国并无在西藏谋求利益的企图，但它并不希望西藏变成英国独占的利益范围。1914年6月5日，德国驻英大使卡尔·马克斯·冯·李绪诺维斯基(Karl Max von Lichnowsky)就西姆拉会议事，明确向英国提出，“我们一贯认西藏，像其他中国外围地区一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坚持，即中国通过一八六一年九月二日商约第四十条所给予我们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权利，现在像过去一样，也适用于西藏。关于蒙古，我们去年十一月对俄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③德国力图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明确反对西藏和蒙古脱离中国，明显具有与英俄对抗的特点。中国如果被瓜分，没有地缘优势的德国将一无所得，所以保持中华帝国的完整性是德国政府一项长期而有战略性的政策。在科学研究上，德国也不甘落后，加入了欧洲各国到中亚和西藏考察的竞赛且收获颇丰，其吐鲁番研究④和藏学研究迅速发展，成为英、俄等国的重要竞争者。

纳粹时期，德国在西藏地区的活动达到了高峰，⑤但是“拉萨之梦”却无法实现，在欧洲国家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这成了关乎第三帝国荣誉的重要问题。在努力将党卫军打造成纳粹精英力量的党卫军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看来，如果党卫军实现德国人长久以来的“拉萨之梦”，那么这一组织的声誉无疑将获得巨大提升。1935年希姆莱建立了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会(Di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eutsches Ahnenerbe e. V.)，隶属于党卫军，成为纳粹重要的科学协会。研究会网罗了一批学者，研究日耳曼史、历史遗迹和一些神秘主义课题，如亚特兰蒂斯传说、雅利安人起源、冰河世界理论等，其目的是通过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论证新日耳曼的精神和信仰，使它在世界观上更具合法性。⑥在这批学者中还包括一些西藏研究者，如年轻的动植物学家恩斯特·舍费尔(Ernst SchK5Z101.JPGer)⑦和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Bruno Beger)⑧等。

舍费尔1932年和1934至1936年曾两次随美国人布洛克·多兰(Brook Dolan)到川藏边界考察，但未能深入西藏腹地。⑨希姆莱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并读了他有关西藏的作品，1934年将他招入党卫军。舍费尔认为，“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人们探查了世界的总体面貌。这一时代结束后，各国的探险者开始探查大陆内部，并要最终消灭地图上的空白点。这一目标在各个大陆都已基本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只有南美和中亚的某些部分，对于研究者来说依然迷雾重重。原因是这些巨大的地区依然完全封闭，无法进入。”⑩但是，“科学作为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体现，应该消除地图上最后的空白点”(11)，而西藏正是西方人地图上最后的“空白点”之一。当舍费尔向希姆莱提出准备全面考察西藏核心地区时，希姆莱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予以鼎力支持，成为考察的“庇护者”。

此次考察的直接目的是对西藏进行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并希望以此为德国赢得学术声誉。考察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对藏人进行人种学研究，并试图在喜马拉雅地区寻找原始雅利安民族的遗迹。希姆莱和他的人类学顾问们相信一个神秘学理论，即西藏是亚特兰蒂斯雅利安原始民族的避难地，那里保存着雅利安种族的原始秘密。(12)希姆莱要求，考察应该完全在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会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指导思想也应是研究会所推崇的冰河世界理论。因此1937年10月制定的考察任务就已明确规定，“通过测量、特征研究、摄影和制模，研究当代(西藏地区)的人种学关系，尤其要收集与雅利安人种在这一地区的来源、意义和发展有关的材料。”(13)但舍费尔本人实际上并不想按希姆莱的冰河世界理论组织考察，他对神秘主义和纳粹人种学也不感兴趣，他的计划是围绕自己的专业动植物学对西藏进行总体考察。(14)真正配合希姆莱的想法，试图寻找西藏人身上雅利安人元素的是人类学家贝格尔。他曾经抱怨，舍费尔的考察计划并没有太多的西藏人种学研究的内容。

1938年1月，由于研究会领导人沃尔夫拉姆·西弗斯(Wolfram Sievers)认为，“此次考察的任务偏离党卫军帝国领导人(希姆莱)的目标太远，对他的文化研究理念帮助不大”(15)，研究会最终没有提供资助。为此舍费尔自己募集了考察费用，它主要来自德国经济广告委员会(2万马克)、德国科学紧急救助协会(3万马克)和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出版社(2万马克)。(16)美国人多兰也提供了一部分资金。希姆莱最后同意，考察可以不由研究会组织和领导，但前提是考察队成员都必须加入党卫军。希姆莱还命令，考察队使用的信笺题头应该是“德国恩斯特·舍费尔西藏考察”(大写)，小标题是“由帝国领导人希姆莱支持并与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会联合”(小写)。(17)但到达印度后这些信笺给考察队带来了麻烦，英印政府认为考察队有强烈的纳粹和官方色彩，因而在是否为他们入藏提供帮助问题上犹豫不决。为此，舍费尔不得不使用原来印制的仅带有“德国恩斯特·舍费尔西藏考察”题头的信笺。

此外，考察还有政治上的潜在目的。纳粹德国认为当时的西藏是“世界政治的真空地带”，如果能广泛搜集相关情报并建立起与西藏的直接联系，就可以为进入英国和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作准备。这也正是当时英国政府在为德国人的西藏考察提供帮助时最担心的问题。

二、德国人在西藏的主要活动

此次西藏考察队共由5名成员组成，除舍费尔和贝格尔外，还包括地质物理学和地磁学家卡尔·维奈特(Karl Wienert)、昆虫学家兼摄影师恩斯特·克劳泽(Ernst Krause)、地理学家和技术负责人艾德蒙特·盖尔(Edmund Geer)。1938年5月考察队到达印度，英国人先安排他们在锡金考察，他们趁机进入了西藏境内的岗巴宗(今西藏自治区定结县一带)。当时管理岗巴宗的是来自锡金王室的车仁家族。考察队送给车仁一家许多紧缺物品作为礼物，获得了车仁晋美(Jime Taring)的邀请，准备访问多布扎。(18)英印政府获悉后指出考察队试图在“冒险”。为不使英国人有过度反应，考察队只派舍费尔和摄影师克劳泽到多布扎停留了3天。车仁晋美为他们去拉萨写了推荐信并派人将礼物送到拉萨。1938年10月他们收到了噶厦政府的回信：

“德国的舍费尔博士：衷心感谢您英历9月12日的来信以及两箱礼物——内有一架留声机、唱片和两副望远镜。您及您的德国同伴维奈特、盖尔、克劳泽和贝格尔(最多不超过5人)提出，想作为最早访问拉萨的德国人并打算参观神圣的西藏寺庙。我们想让您知道，原则上我们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西藏，也将永远如此。从你们的陈述来看，我们相信，你们访问的目的仅是建立友谊、参观圣地和了解宗教建筑。我们同意你们进入拉萨并停留14天。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们不能对西藏居民有丝毫伤害。你们也已声明，不会杀害鸟类和动物，因为这会极大伤害西藏人民——不仅是僧侣而且是每一个居民——的宗教感情。衷心祝你们顺利！”(19)

获信后舍费尔激动万分，认为“这一邀请是历史性的事件。自满洲统治开始到本世纪，任何人想向西藏渗透，想靠近圣城，都要冒死亡的危险。……我是多么幸运，我是第一个获得西藏政府官方的正式友好邀请的欧洲人。”(20)舍费尔判断，邀请信虽未设定具体入藏日期，但鉴于德英关系日渐紧张，必须立刻启程经最短和最快的道路去拉萨。1938年12月考察队从甘托克出发经春丕谷进入西藏亚东，取直线北上前往江孜，考察了1904年西藏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军的战场——江孜古堡。当地藏人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极不平等的较量，就像小孩与全副武装的战士搏斗，注定失败。(21)

1939年1月19日，考察队进入拉萨。欢迎仪式非常隆重，噶厦成员等全部到场并赠送给德国人极为丰厚的见面礼。在拉萨，考察队拜访和结识了几乎当时所有贵族和上层人物，同时还拜访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他们送给摄政热振活佛一支德国手枪作为见面礼，获得了多次接见。舍费尔在日记中说，所有想见摄政的人都要提前3天通报，即使高级官员也要等很长时间，但是他获得了特许，什么时候见都可以。他认为，虽然热振对现代技术很感兴趣，对外部世界却知道的很少。给考察队印象最深的人物是曾经的藏军“总司令”擦绒札萨(Dzasa Tsarong)，他们认为擦绒是西藏最出色也是唯一真正的政治家，称他为“西藏的俾斯麦”，(22)他们甚至还让藏语翻译写了一本简短的擦绒传记。(23)考察队参观考察了拉萨的几乎所有寺庙和建筑，参加了1939年藏历新年的庆祝活动，对寺庙中的跳神、祭祀、庆典、上层人物的聚会、拉萨人的日常生活等进行了大量的拍摄。贝格尔粗懂医术，许多贵族家庭请他去看病并索要德国药品，德国人答应给他们寄来更多的好药品。贝格尔还专门对拉萨的很多贵族和上层人物做了详细的人种学测量和摄影，检验血型并制作了面部的石膏模型。

建立与西藏的直接联系是德国人在拉萨期间极为重要的活动，他们在拉萨停留了两个月。考察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拜访和结交僧俗权贵及参加宴会，不失时机地进行政治宣传，希望对西藏上层产生影响。例如舍费尔记述，擦绒有一次来探访他们并进行长谈，他借机向擦绒介绍了德国、他们的领袖、帝国领导人、德国的政治、德国人的伟大发明等。舍费尔还比较了德国与西藏的“世界政治地位”，告诉擦绒俄国是德国最大的敌人，而日本是德国的同盟。他分析了中国和英国在西藏的地位和企图，直白地告诉擦绒，英国想让西藏成为保护印度、抵御俄国的一块缓冲区。(24)

在舍费尔看来，如果能鼓动一些西藏人去德国，将会极大促进双方的关系。考察队反复劝说噶伦和摄政，应派遣聪颖的西藏少年去德国学习医学，还鼓动热振和一些贵族子弟去德国旅行，这些建议都因得不到噶厦政府的支持而作罢。(25)而令热振失望的是，他想让一位很有学问的西藏格西去德国介绍佛教，德国人未能同意。考察队让热振访问德国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德国人却成功劝说热振代表噶厦政府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相信阁下一定会身体安康，您伟大的事业也会不断前进。我一切皆好并在尽我所能致力于我们的宗教和政府事务。我高兴地想让阁下知悉，舍费尔博士和他的同伴是首次被允许访问西藏的德国人，他们到达以后我们也提供了各种必需的帮助。此外，我也很愿意尽一切努力来增进我们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我相信，阁下也肯定会认为这些都极为重要。请多保重，如果阁下有何要求请让我知悉。附赠一个带有银质盖子和茶托的红色茶杯及一只本地的犬作为小小的纪念。谨致问候。”(26)

贝格尔认为，在西藏任何事情都是试图通过外交技巧来保持他们的“独立”。对德国人的邀请很有可能是西藏人希望与当时正在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建立第一次接触，因为德国有可能会支持西藏的“独立地位”。(27)从热振的信中也可以看出，西藏上层对德国的强大和当时的欧洲形势是有所了解的，而允许德国人入藏和给予热情接待反映出部分上层人物希图借机结交外力的心态。舍费尔则兴奋地向希姆莱报告，“德意志帝国的权力今天又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能到达亚洲内陆最与世隔绝的部分。让我们自豪的是，西藏政府迄今和将来都对白人国家关闭大门，但恰恰是我们德国人得到允许，进入了他们神秘和魔幻般的都城，并愿意向我们展示那些巨大的寺庙。”(28)显然，德国人并非只是进行单纯的科学考察，而是希望借此机会将第三帝国的权力触角伸向亚洲内陆。

作为一支近代史上唯一被获准进入西藏文明发源地雅砻河谷的西方考察队，德国党卫军考察队考察了泽当、桑耶寺和西藏早期文明在雅砻河谷遗留下来的各处废墟。为了能够进入雅砻河谷，舍费尔竟编造谎言说，纳粹的标志——反万字符是五千年前从雅砻河谷传到德国去的。(29)德国人进入雅砻河谷活动令当时的英国驻拉萨代表休斯·黎吉生(Hughe Richardson)非常不满，因为即便是英国人都未曾被允许考察雅砻河谷。(30)此后考察队又到日喀则停留了一周，由于感到政治形势日趋紧张，他们于1939年7月从江孜按原路回到甘托克，二战爆发前返回了德国。

此次考察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考察队对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等地做了精确的摄影测量，对所经地区的地磁、温度、气压、云量、湿度、风向、湖泊、通道、岩石和矿物等都有详细考察。收集的物品有：2000种野生植物的种子；西藏所有谷物、水果、蔬菜等的种子；5000-6000种开花植物的标本；3500个鸟类标本、2000枚鸟卵、400个哺乳动物的标本和100具家畜的骨骼；一定数量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上千种蝴蝶的标本；拍摄了20000张黑白照片和2000张彩色照片以及40000英寸的黑白录像和4000英寸的彩色录像。(31)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最大规模的一次对西藏的影像记录活动。(32)仅从这些数字就可看出，德国人的收获是极为惊人的。就连英国驻锡金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巴兹尔·古德(Basil Gould)也不得不承认，德国人在从事“真正的科学工作”。(33)

西藏人种学研究也是考察的重要内容。贝格尔收集了2000件与牧民日常生活有关的物品和一些人体骨架、头骨等带回欧洲，同时对400多名藏人做了人种学测量，制作了1000多个面部模型。(34)他的研究结论是，西藏人种的特征介于蒙古人和欧洲人之间，而蒙古人种的特征居于主导地位；西藏贵族与欧洲人的血统最为相近，这种西藏人与欧洲人血统的相似性，越往西藏东部和东北部就越弱。(35)

三、围绕党卫军西藏考察的德英关系

此次考察发生在二战爆发前夕，因而也生动展现了当时德英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当时两国关系虽然日趋敌对，但由于张伯伦政府对德国奉行绥靖政策，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对德国持忍让妥协态度。舍费尔原计划由四川入藏，但因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印度就成为入藏的唯一通道。英国外交部一开始拒绝了舍费尔经阿萨姆入藏的申请，理由是当地的部落很不安定。而在此之前，英国驻柏林大使曾报告说，考察由希姆莱支持，成员全部是党卫军，其工作将完全按照党卫军的原则来进行。(36)据此，德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中认为，考察之所以被拒绝，主要是由于它完全被表述成了是党卫军的一项活动。英国人把党卫军看作是一个警察和间谍组织，科学考察被认为怀有政治目的。(37)

舍费尔从希姆莱那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希姆莱给他的英国朋友巴里·多姆威尔(Barry Domvile)爵士写信说，“您知道，迄今为止我对任何来德的英国人一直都是非常友好的。让我吃惊的是，英国人却以如此粗鲁、不友好并以伤害性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人。我无法想象，英国当局竟会愚蠢到把我们官方派遣的科学家舍费尔先生当作间谍。英国情报机构也应该知道，如果我真要进行间谍活动，我不会愚蠢到以官方方式和我的名义派遣这样一个人。就个人来说，这件事让我极为失望。这也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对方没有一丝回应的话，德国对在德的英国公民那种同志式的热情似乎毫无意义。”(38)

这封信果然作用巨大。多姆威尔赶紧将信转给了首相张伯伦，首相让外交部重新考虑此事，并要军情五处火速提供相关情报。经过评估，英方认为让德国人通过锡金进入西藏，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英国外交部提醒古德，在政治上应该尽可能消除给德国人造成的这样一种不好的印象，即英国在为他们去拉萨设置障碍。此后，古德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德国人想参观拉萨的愿望，他还询问外交部，德国人的考察活动完全由西藏政府自由决定，还是让在拉萨的英国代办处施加影响以获得批准——如果需要的话。(39)1904年侵藏的英军指挥官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还为舍费尔的考察向印度总督写了推荐信。他建议进入西藏时不要惊动任何人，应该像蛇一样滑过边界。(40)

虽然做出了支持决定，英国人依然对德国人保持着警惕和不信任，时刻监视其一举一动。古德是负责安排舍费尔考察的主要人物，他表面上很热情，实际上却很厌恶德国人。(41)而有些具体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则明确反对德国人入藏，如黎吉生。为此英印总督在一封专门给黎吉生的电报中说，“英印政府非常理解你的立场，但事情的发展已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不得不要求你按原计划行事。希姆莱已经同外交部接上了关系，德国考察队的活动应该继续下去，这是他的特别愿望。”(42)

黎吉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命令，在拉萨他与德国人关系紧张。他暗中监视着德国人的一举一动，包括利用德国人使用英印邮政系统的机会监控所有发往德国的邮件，在德国人雇佣的当地人中安插间谍。(43)黎吉生认为，德国人在中国人那里找到了“天然的盟友”，因为中国人允许他们使用驻藏办事处的无线电设备。

黎吉生之所以反对德国人入藏，主要担心这会为德国涉足西藏提供机会。黎吉生时时都要考虑他肩负的主要政治任务，即维持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保持西藏作为拱卫印度的缓冲区地位。因此任何非英国势力介入西藏都会威胁到这一战略目标，更何况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黎吉生在发给古德的报告中说，舍费尔等人正在损毁英国的声誉，他们告诉西藏人，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些正是英国人最担忧的。

此外，英国人认为德国人的种种表现也损毁了欧洲人在西藏的声誉。如果翻阅英国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拍摄的照片，出现在西藏的英国人确实都着装整齐，仪表威严，尽显大英帝国的风范。而考察队的这些德国人不仅形如乞丐，而且粗鲁地对待当地雇佣人员，又在寺庙附近宰杀动物，大大损毁了英国人在西藏精心树立起来的欧洲人的“良好形象”，他们自然对此大为不满。

德国人认为考察极为成功，英国人则基本上都持负面评价。古德的报告称，德国人在西藏很不受欢迎，德国人对待雇佣人员的方式是给他们的报酬很高，但经常殴打他们；他们按低于当时汇率的价格购买当地物品，还容许他们的夏尔巴仆人们吸毒并打人；在人种学测量方面，当地人也有很多抱怨。尽管德国人确实是在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但也收集军事和政治情报，考察无疑是宣传德国和纳粹主义的一次政治表演。(44)后来成为西藏研究权威的黎吉生，在其各类著作中也对此次考察不断进行贬损。(45)当代的西方著作都基本延续了英印边界官员对此次考察的评价，显示出当时英国在控制和传播西藏信息方面的主导性地位。

四、结语

除了通过科学考察获得了数量惊人的各种数据、信息、标本及实物外，德国人通过此次考察还搜集到大量情报，掌握了当时西藏的内部状况和真实的政治形势，认为德国已经正式建立了与西藏的接触，西藏人有与德国合作的可能。因此二战爆发后西藏很快就进入了纳粹领导层的视野。1939年9月，德国政府采纳了驻土耳其大使弗兰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的建议：“要打败英国，必须攻击英国最致命的部位——印度。”(46)舍费尔向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和希姆莱提出了一个“西藏计划”。德国准备派遣党卫军武装考察队，通过苏联进入西藏，他们将为藏人带去大量的军事物资，煽动藏人对抗英国在西藏的据点和英印边界部队，造成印度北部的混乱。舍费尔强调，计划的实施应该按照“阿拉伯的劳伦斯精神”进行，即派遣少而精干的德国军官，同时携带大量金钱。舍费尔设计了两条路线：经阿拉木图到哈密进入西藏，或者沿丝绸之路经喀什、和田到拉萨。(47)此后，里宾特洛甫的代表彼得·克莱斯特(Peter Kleist)就计划的具体安排与苏联进行了谈判。(48)1940年12月，苏联同意德国人经其领土进入西藏。然而半年后苏德战争爆发，舍费尔的计划成了泡影。显然，党卫军考察队所建立的德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联系，被利用为纳粹的对外政策工具，西藏也被当成了攻击英属印度计划中的一颗棋子和跳板。

纳粹将权力触角伸向西藏的行动和计划随着德国的战败戛然而止，但是围绕党卫军考察队在西藏活动的传闻和想象并没有停止。在当代，此次考察的神秘主义色彩被过分渲染和夸大，很多人相信纳粹与西藏之间存在诸多神秘关系：纳粹曾到西藏寻找神秘能量、地球轴心、香巴拉洞穴等；希特勒有一位来自西藏的“预言师”作为顾问，并曾请西藏喇嘛做法事，改变天气为入侵苏联做准备等等。(49)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希特勒本人对西藏根本不感兴趣。党卫军的此次考察活动是由希姆莱决定的，希特勒事前并不知情。舍费尔回国3年后才将热振的信呈交给希特勒，而希特勒既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回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发表了许多以纳粹与西藏神秘关系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50)受此影响，国内一些文学作品甚至学术性文章也将纳粹的西藏考察描绘得神秘莫测。(51)这种不顾事实进行的夸大乃至虚构，既扭曲了历史，也扭曲了西藏的形象，使西藏的神秘主义色彩更为强烈。

纳粹西藏考察活动的神秘主义色彩被过分渲染和夸大，主要是由于对这段历史没有进行严肃认真地研究和评价。战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希特勒和纳粹历史的研究也存在某些任意扭曲和想象的倾向，任何神秘的或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以与希特勒或纳粹联系在一起，并津津有味地加以求证，甚至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正因为有这种神秘主义化的认知，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所谓的纳粹神秘主义与西藏的各种神秘形象联系在一起。

1942年德军推进到高加索地区，希姆莱下令要全面研究中亚和西藏，于是建立了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名字命名的斯文·赫定研究所，由舍费尔领导，隶属慕尼黑大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主要工作是整理和研究舍费尔西藏考察带回的资料，后来又接收了德国西藏考察者威廉·菲尔希讷(Wilhelm Filchner)和中亚考察者威廉·里克迈尔-里克迈尔斯(Wilhelm Rickmer-Rickmers)的一些遗产。斯文·赫定研究所实际上受党卫军和希姆莱直接领导。舍费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不止一次跟外国朋友和客人解释过，我们的研究所为何不仅对大学、国家和帝国负责，而且为何也受党卫军和党卫军帝国领导人(希姆莱)领导。党卫军的思想与其研究理念是一致的，都负有先锋的使命，都体现了日耳曼遗产在物质、精神和灵魂方面馈赠给我们的特征和价值。”(52)舍费尔在给帝国总理府负责人汉斯·海因里希·拉莫斯(Hans Heinrich Lammers)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研究所的宗旨和理念：“我们的任务是推进真正的、全面的、整体的科学研究。……伟大的亚历山大·洪堡在100年前就提出了这一理念，但是迄今没有得到发展。”(53)舍费尔设想要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为此设立了13个分组，分别进行地磁学、地质物理学、地理学、植物学、淡水学、人类学、人种学和宗教学的研究。舍费尔虽然雄心勃勃，但在战争时期这样的研究计划不可能实现。

1943年，舍费尔、贝格尔等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自然之家博物馆，建立了以布达拉宫、天葬台、西藏牧民和贵族的生活、红河谷、秃鹫等为主题的5组巨大立体布景。这些布景制作得惟妙惟肖，大气磅礴，即使没到过西藏的人，也必定有身临其境之感。(54)赫定本人出席了开幕式，希姆莱对此也大为赞誉。这些布景保留至今，成了自然之家的镇馆之宝。博物馆现在承认，“它是希姆莱庇护下党卫军1938-1939年西藏考察的产物。尽管有这样的背景，但西藏展馆从人类学的角度，为旧西藏的文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记录，因此我们今天继续展出它。自然之家当然与那些参与纳粹犯罪的人物没有关系。”(55)展馆附带西藏介绍，包括西藏地图、中国“占领”西藏的情况、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斗争等。自然之家是当代欧洲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俨然成了欧洲人了解西藏的教育基地，而这些立体布景可能是党卫军西藏考察留给当代欧洲的最知名的遗产了。

不少人将此次党卫军考察与著名的奥地利探险者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探险相混淆。哈勒1938年加入党卫军和纳粹党，1939年参加德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在南迦帕巴特的考察，二战爆发后在印度被英军逮捕。1944年5月他逃脱监禁，流亡西藏，1946年1月进入拉萨，获得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家庭和一些上层人物的好感，1952年返回欧洲。哈勒的游记《西藏七年》广为人知。因缘际会，他成了西方鼎鼎大名的“西藏通”、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好友，风光无限。哈勒回到欧洲后与舍费尔、贝格尔等人都有来往。以哈勒的纳粹身份及其作品在德国的巨大影响而言，他实际上也是一位“德国”的西藏探险者。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们在中印边界和西藏地区的考察都得到过希姆莱的支持，但哈勒后来逃亡西藏则与希姆莱和希特勒没有任何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德国乃至西方声势浩大的“西藏运动”与早期一些到过西藏的西方人的鼓动和渲染密切相关，其中就包括与纳粹时期西藏考察活动密切相关的哈勒、贝格尔等人。20世纪80年代十四世达赖喇嘛专程到下萨克森州的巴特贝文森看望过舍费尔。(56)贝格尔也多次与达赖喇嘛会面，他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也有很好的关系。(57)

历史上英国人对出现在西藏的德国人极为警惕，黎吉生在拉萨曾与舍费尔、贝格尔等人怒目相向，也不止一次要西藏地方政府遣返哈勒及其队友，让他们战战兢兢。但20世纪50年代后，这些英国人和德国人却捐弃前嫌，以“西藏独立”的“历史见证人”身份为“西藏事业”奔走呼号。199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伦敦邀请了8位客人，包括哈勒、贝格尔、黎吉生等20世纪50年代以前去过西藏的西方人，要他们在世界媒体面前证明西藏“曾经拥有独立的地位”。这些人也写了不少见证“西藏独立”的文章，如黎吉生的《西藏国》，贝格尔的《1938-1939年西藏的独立地位》等。(58)哈勒的众多作品更是在见证“西藏独立”和旧西藏的“幸福生活”，德国绿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德国的西藏政策时，甚至以哈勒的著作为重要依据。(59)显然，上述人的作品和言论为西方的“西藏运动”提供了“历史证据”和“道德力量”。

1939年12月，斯文·赫定曾经拜访希姆莱，据他回忆，希姆莱与他谈话的主题是舍费尔的西藏考察。希姆莱说：“我不打算现在就出版他的成果，包括各种通俗性的书籍、彩色摄影和出色的彩色电影。他以此引起的轰动，很有可能会被淹没在大家对战争的兴趣中。”(60)此次考察的部分成果的出版都是在战后，数量不多，与获取的丰富资料不成比例。一方面，战争期间考察队成员无法专心研究带回的资料，另一方面，德国公众的注意力也完全集中在战争上。因此，希姆莱计划在德国获得战争胜利之后，由党卫军集中公开此次考察的各项成果，以制造出真正的轰动效应。但随着第三帝国的战败和希姆莱的自杀，这一计划也就成为泡影。

德国联邦档案馆(柏林)已公布了与此次考察相关的档案，主要是编号R 135、标题为“斯文·赫定研究所的中亚和西藏研究”的一个全宗，包括考察队队员的手稿、日记、书信、媒体报道等共91卷，还有大量零散的其他档案。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保存着大约17000多张考察期间拍摄的照片，档案号为BArch, Bild R 135。参加此次考察的队员也公开出版了5份考察报告和游记。(61)这些档案和资料有大量对20世纪30年代末西藏地理、气候、日常生活、经济、政教关系、社会制度、汉藏关系、政治形势等的观察记录，有关西藏人类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等的研究文献和影像资料都极其可观，有些文献资料弥足珍贵。遗憾的是，这些资料的价值还没有引起国内外的足够重视，如能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发掘和译介可以为国内近现代西藏研究提供新的文献学基础。

注释：

①如房建昌：《1939年希特勒派往西藏的使节》，载《德国研究》，1997年第1期，第46-47页。

②如范大鹏：《希特勒在西藏的秘密行动》，载《文史博览》，2006年第13期，第58-59页；一知：《德国纳粹的两次西藏探险阴谋》，载《湖北档案》，2005年第1期，第67-68页。

③“驻伦敦大使李绪诺维斯基公爵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三三七号伦敦一九一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孙瑞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28页。

④从1902年到1914年，在阿尔贝特·格林维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阿尔贝特·冯·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的带领下，德国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吐鲁番考察，搜集和劫掠的新疆地区文物和各类珍贵资料数量惊人，使德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亚沙漠地区所发现的宝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从而也奠定了德国敦煌学和中亚研究的基础。

⑤关于第三帝国涉藏活动的总体状况，参见Peter Mierau,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xpeditionspolitik: Deutsche Asien-Expeditionen 1933-1945, München: Herbert Utz Verlag, 2006; Wolfgang Kaufmann, Das Dritte Reich und Tibet. Die Heimat des 〉K5Z102.JPGstlichen Hakenkreuzes〈 im Blickfeld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dritte überarbeitete Auflage, Ludwigsfelde: Ludwigsfelder Verlagshaus, 2012.

⑥参见Michael Karter, Das "Ahnenerbe" der SS 1935-1945: Ein Beitrag zur Kultur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München: Oldenbourg, 2001.

⑦舍费尔1945年被盟军拘押，纽伦堡审判期间作为证人被审问。参见"Ernst SchK5Z101.JPGfer(Zoologe)", http://de.wikipedia.org/wiki/Ernst_Sch%C3%A4fer_(Zoologe)，访问日期：2014-05-03.

⑧贝格尔1943年参与了和纳粹解剖学家奥古斯特·希尔特(August Hirt)合作的“获取犹太人头盖骨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工作，为此有86名挑选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被处死。1974年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以协助谋杀罪判处贝格尔3年徒刑。参见"Bruno Beger", http://de.wikipedia.org/wiki/Bruno_Beger，访问日期：2014-05-03.

⑨这两次考察可参见Ernst SchK5Z101.JPGfer, Berge, Buddhas, BK5Z103.JPGren: Forschung und Jagd in geheimnisvollem Tibet, Berlin: Parey, 1933; Ernst SchK5Z101.JPGller, Unter RK5Z103.JPGubern in Tibet, Braunschweig: Vieweg, 1952.

⑩Ernst SchK5Z101.JPGfer, Geheimnis Tibet: Erster Berich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ion Ernst SchK5Z103.JPGfer 1938/1939, München: Verlag F. Bruckmann KG., 1943, S. 7.

(11)Reinhard Greve,"Das Tibet-Bild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in Thierry Dodin/Heinz RK5Z101.JPGther(Hrsg.), Mythos Tibet: Wahrnehmungen, Projektionen, Phantasien. KK5Z102.JPGln: DuMont, 1997, S. 105.

(12)Reinhard Greve,"Tibetforschung im SS-Ahnenerbe", in Thomas Hauschild(Hrsg.), Lebenslust und Fremdenfurcht: Ethnologie i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5, S. 169-170; Heather Pringle, The Master Plan: Himmler's Scholars and the Holocaust, London: Harper Perenial, 2006, pp. 145-150.

(13)Das Ahnenerbe e. V.,"Ziel und PlK5Z101.JPGne der unter Leitung des SS-Obersturmführers Dr. SchK5Z101.JPGfer stehenden Tibet-Expedition der Gemeinschaft", 14. 10. 1937, BArch R 73 14198.

(14)Ernst SchK5Z101.JPGfer, Geheimnis Tibet: Erster Berich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ion Ernst SchK5Z103.JPGfer 1938/1939, S. 9.

(15)Sievers an Wolff, 23. Jannuar 1938, BArch, NS 21/685.

(16)Gegenüberstellung aller Einnahmen und Ausgaben der 3. Tibet-Expediton, München, 15. November 1940, BArch, R135/5.

(17)Memo Sievers, 9. MK5Z101.JPGrz 1938, BArch, NS 21/165.

(18)车仁晋美是车仁家的长子，是由西藏政府选送到英国接受教育的4名贵族子弟之一，曾在英国的卢格比学校(Rugby)学习。车仁家族定居拉萨，位于错姆折林湖畔的多布扎是他们夏天居住的地方。

(19)Ernst SchK5Z101.JPGfer, Geheimnis Tibet: Erster Berich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ion Ernst SchK5Z103.JPGfer 1938/1939, S. 163-164.

(20)Ernst SchK5Z101.JPGfer, K5Z104.JPGber den Himalaya ins Land der GK5Z102.JPGtter: Tibetexpedition in den dreiK5Z105.JPGiger Jahren von Indien nach Lhasa, in die verbotene Stadt, Durach: Windpferd, 1989, S. 150.

(21)Ernst SchK5Z101.JPGfer, Geheimnis Tibet: Erster Berich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ion Ernst SchK5Z103.JPGfer 1938/1939, S. 169-170.

(22)Beschreiben bei Exzellenz Tsarong, dem tibetischen Bismarck, BAtch, R 135/58.

(23)Berichte, BeitrK5Z101.JPGge, Artikel und AufsK5Z101.JPGtze von Dr. SchK5Z101.JPGfer, BAtch, R 135/30.

(24)同注(22)。

(25)Isrun Engelhardt, Tibet in 1938-19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K5Z102.JPGfer Expedition,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7, pp. 30-31.

(26)这封信被带回德国后，由当时的藏学家约翰内斯·舒伯特(Johannes Schubert)译成德文，但是他的翻译并没有忠实于原文。最明显的是，他增加了原件中没有的一句话：“目前，您正在全力缔造一个建立于种族基础上的、持久的、和平繁荣的帝国。”但是不知为何，舍费尔在返回德国3年后才将信和礼物呈交希特勒，希特勒的具体反应如何，没有史料可查，但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并没有给热振回信。此信原件以藏文写成，现保存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Bayerische Staatsbibilothek München)。参见Isrun Engelhardt,"The Nazis of Tibet: A Twentieth Century Myth", in Monica Esposito(ed.), Images of Tibet in the K5Z188.jpg and K5Z189.jpg Centuries, Paris: K5Z190.JPG K5Z191.JPG d'Extrême-Orient, Vol. 1, 2008, p. 79.

(27)Bruno Beger, Mi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ion Ernst SchK5Z102.JPGfer 1938/1939 nach Lhasa, Wiesbaden: Dieter Schwarz, 1998, S. 81.

(28)Sachbericht. Lhasa/Tibet, am 23. Januar 1939, BArch, R 135/30.

(29)BArch, R 135 39, fol. 6a.

(30)Karl Meyer/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ral Asia, Washinton: Counterpoint, 1999, p. 518.

(31)Lecture to be given on the 25. 7. 1939 by Dr. Ernst SchK5Z101.JPGfer at the Himalaya Club, BArch, R 135/30.

(32)德国学者伊斯鲁恩·恩格尔哈德(Isrun Engelhardt)已经编辑出版了有关此次考察的部分摄影，参见Isrun Engelhardt, Tibet in 1938-19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K5Z101.JPGfer Expediton.

(33)Gould in file from H. A. F. Rumbold of the India Office to G. E. Hubbar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t., FO, Whitehall, January 13, 1943, OIOC L/P&S 12/4343.

(34)Gerald Lehner, Zwischen Hitler und Himalaya: Die GedK5Z102.JPGchtnisliicken des Heinrich Harrer, Wien: Czernin Verlag, 2007, S. 183.

(35)"Das Rassenbild des Tibeters in seiner Stellung zum mogoliden und europiden Rassenkreis—Rede Begers. Zur ErK5Z102.JPGffnung des S. H. Instituts, Jan. 1943, BArch, R 135/65; Bruno Berger,"Rassen in Tibet, München, den 19. Februar 1943, BArch, R135/58.

(36)Henderson telegram, 19 April, 1938, OIOC, L/P&S 12/4343.

(37)Podewils to Foreign Office, 11 June 1938, BArch, ZM 145 A5.

(38)Barry Domvile to Neville Chamberlain, May 30, 1938, OIOC, L/P&S 12/4343.

(39)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Richmond: Curzon, 1997, p. 175.

(40)Ernst SchK5Z101.JPGfer, K5Z104.JPGber den Himalaya ins Land der GK5Z102.JPGtter: Tibetexpedition in den dreiK5Z105.JPGiger Jahren von Indien nach Lhasa, in die verbotene Stadt, S. 7-8.

(41)Gould contained in H. A. F. Rumbold, India Office, to G. E. Hubbar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t., FO(Foreign Office), Whitehall, January 13, 1943, OIOC L/P&S 12/4343.

(42)同注(39)，p. 176.

(43)Ernst SchK5Z101.JPGfer,"Die ersten Deutschen in Lhasa", BArch, R 135/58.

(44)Gould to Savidge, June 26, 1939, OIOC L/P&S 12/4343; Gould in file from H. A. F. Rumbold of the India Office to G.. E. Hubbar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t., FO(Foreign Office), Whitehall, January 13, 1943, OIOC L P&S 12/4343.

(45)例如Hugh Richardson, Ceremones of the Lhasa, London: Serindia Pubications, 1993, p. 8.

(46)Milan Hauner, India in Axis Strategy: Germany, Japan, and India Nationlis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1, p. 159.

(47)Ernst SchK5Z101.JPGfer,"Bericht über den Stand des Tibet-Unternehmens an den Reichsführer-SS", 10. 1. 1940, BArch, NS 19 2244.

(48)Bericht Kleists über den Stand der Tibet-Planungen, an Habicht vom 20. 21940, BArch, R 901 61179 68.

(49)法国的鲁伊斯·鲍威尔斯(Louis Pauwels)1960年出版的《巫师的早晨》，较早地虚构了纳粹与西藏之间的神秘关系，参见Louis Pauwels/Jacques Bergier, 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 London: Sovenir, 2007.

(50)瑞士学者马丁·布劳恩(Matin Braun)的《西藏梦幻世界——西方人的幻象》一书对西方有关西藏题材的电影、电视、漫画、广告和艺术作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材料丰富，极具启发性，参见Martin Brauen, Traumwelt Tibet—Westliche Trugbilder, Zurich: Haupt, 2000.

(51)例如在中文网络和媒体上广泛流传的范大鹏的文章《希特勒在西藏的秘密行动》。近年来颇有影响的西藏题材小说《藏地密码》，其第六部就以党卫军西藏考察为故事核心展开。

(52)Vortrag von Herrn Dr. SchK5Z101.JPGfer im Rahmen der Tagung der Reichsdozentenführung, Salzburg, vom 10. -11. 8. 1944, BArch, R135/31.

(53)SchK5Z101.JPGfer an Dr. Lammers, 2. 6. 1942, BArch, R43II/844.

(54)笔者于2010年5月参观过自然之家的西藏展馆，对此有深切体会。例如，最大一组布景西藏牧民和贵族的生活仿制了雅砻河谷地区的风貌。辽远湛蓝的天空、深阔的山谷、悠长的河流、远处的雪山、耸立的雍布拉康、草地上的牦牛都得到立体、逼真地体现。在此背景下，设置了普通牧民和贵族两组帐篷，帐篷前是按真实人物制作的蜡像，表现了藏人日常生活及招待客人的场景，日常器具一应俱全，且都是实物。贝格尔在拉萨时曾对西藏的很多贵族做过详细的人种学测量，因而根据真实人物制作的蜡像也都栩栩如生。

(55)引自萨尔茨堡自然之家博物馆西藏布景展前的说明牌。

(56)"Ernst SchK5Z101.JPGfer—Tibetforscher u. Zoologe", http://www.historisches-bevensen.de/geschichtliches/ernstschaefertibetforscheruzoologe.html，访问日期：2014-05-03.

(57)Gerald Lehner, Zwischen Hitler und Himalaya: Die GedK5Z103.JPGchtnislücken des Heinrich Harrer, S. 182.

(58)Hughe Richardson,"The State of Tibet", in Hughe Richardson(ed.), High Peaks, Pure Earth, London: Serindia Publ., 1998; Bruno Beger,"The Status of Independenee of Tibet in 1938/39", in Bruno Beget, Mi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ion Ernst SchK5Z103.JPGfer 1938/1939 nach Lhasa, Wiesbaden: Dieter Schwarz, 1998.

(59)参见Petra Kelly(Hrsg.), Tibet—ein vergewaltigtes Land, Hamburg: Rowohlt, 1988.

(60)Sven Hedin, Ohe Auftrag in Berlin, Tübingen: Internatonaler UniversitK5Z101.JPGtsverlag, 1950, S. 186-187.

(61)Ernst SchK5Z101.JPGfer, Geheimnis Tibet: Erster Berich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ion Ernst SchK5Z103.JPGfer 1938/1939; Ernst SchK5Z101.JPGfer, Das Fest der weiK5Z105.JPGen Schleie: Eine Forscherfahrt dutch Tibet nach Lhasa, der heiligen Stadt des GottkK5Z102.JPGnigtums, Braunschweig: Vieweg, 1949; Ernst SchK5Z101.JPGfer, K5Z104.JPGber den Himalaya ins Land der GK5Z102.JPGtter: Tibetexpedition in den dreiK5Z105.JPGiger Jahren von Indien nach Lhasa, in die verbotene Stadt; Edmund Geer/Bruno Beger, Wit ritten nach Lhasa, Murnau und München: Verlag S. Lux, 1950; Bruno Beger, Mit der deutschen Tibetexpediton Ernst SchK5Z103.JPGfer 1938/1939 nach Lh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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