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天不可一日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朝廷就能一直缺可用之才吗？明朝后期就出现了官员严重缺少却无人管理的状态。

随着“大礼议”之争的愈演愈烈，明后期政治局势走向恶化，官员政治斗争不断，官员补缺这一具有人事任免权的政治事务自然也成为阁部斗争的一大目标。

面对愈演愈烈的斗争，皇帝无心应对，多身居内廷不理朝纲，遥观派系之间此起彼伏的势头，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官缺不补、官员壅滞的后果。

在皇帝消极的态度和官员激烈的争斗中，文官补缺制度应有的功能难以得到发挥。

今天我们就聊聊明后期，朝廷官缺的各种局面，可以说一地鸡毛，捡都捡不起来。

消极怠政 官缺不补

嘉靖时期，长达十数年的皇帝与朝臣、朝臣与朝臣间的“大礼议”之争使得世宗与官员日益紧张。

世宗逐渐提拔一些对其持支持态度的低级官员，最终凭借皇帝的绝对权威获得胜利，实现了对官僚队伍的更新。

同时锐意求治，清除了武宗遗留的政治积弊，使嘉靖前期呈现出崭新的政治局面。

明世宗剧照

但中期以后，世宗的理政之心日益衰减，逐渐沉迷于方术、任用奸相严嵩，朝政日益破败。

穆宗平庸迟钝，政事悉委于内阁，致使阁权日增。

神宗初期，张居正等人辅政，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但张居正去世后，神宗长达二十余年不上朝、不见大臣、不理奏章，观之史料，常见大臣的很多奏疏“不报”，官员的补缺多难进行，内外各类官署职位空悬，国家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

此后光宗、熹宗或是短命而亡，或是不喜政事，致使明朝彻底腐化，崇祯年间，思宗虽有心挽救，却也难抵历史大势。

崇祯帝剧照

纵观明后期，皇帝大多数时期处于消极怠政的状态。在官员补缺中，皇帝的态度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皇帝连政事都不加过问，又何谈重视补缺。

神宗时期，吏科给事中刘道亨曾言导致朝纲不稳的两个弊病：一在废官，一在侵官。这也是官员补缺不灵的两大特点。

官缺出现后，“或虚位而不补，或用人而不任”。虚位不补导致废官，用人不任放任侵官。

虚位而不补

明后期职位空悬的现象常常发生，这主要与皇帝消极的态度有关。官员乞求补缺的奏疏比比皆是，其中，有直言请求补缺的。

如隆庆五年（1571年），高拱上疏称：“臣等看得地方之官缺难久旷，用人之理格难尽拘，顷者春选已多，今又拣选，在即大选，继之而进士开选，不远正群材待用之。会其见缺尚虑有限，必无再旷之理。”

提醒皇帝官缺不可再悬。皇帝虽然无心理事，但对于大臣的奏请，也多会持允许的态度，诸如世宗、穆宗。如此，还尚能缩短虚位不补的时间，尽可能加以弥补。

但神宗则相对来说比较顽固，朝臣上奏只能言辞恳切，常常借古讽今，企图用祖宗之法来引得皇帝对官员补缺的重视。

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南京刑部右侍郎谢杰上疏：“前此官盛，任使随推随补，今则大僚推而不用，庶官缺而不补，是贤贤之美鲜克如初者。”指出当前补缺不如以前及时。

明神宗剧照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吏科给事中吴文灿的劝补官缺之言更是煞费苦心，先是直说以前皇帝补缺的及时，而现在官缺时间长，久缺不补。

接下来对皇帝进行循循善诱，“皇上试按，祖宗朝有署列一空兼摄强半如今日之甚者乎？”

最后指出“缺官则废事，积废成敝大，积敝大成乱所系”的缺官弊端，企图唤起皇帝补缺的积极性。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月，大学士沈鲤上奏用人行政之事，直接批判神宗不理朝政之事，称其“只循其倦勤之迹，不踵其励精之志”，并认为在造成内外各衙门缺多不补、补而不下的因素中，神宗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但对于以上重重奏疏，神宗全部“不报”，官缺只能愈演愈烈。

用人而不任

官缺产生后，令他官兼理政务的现象多有发生。

万历中后期，神宗久不上朝，这种现象已不足为奇，六部、都察院等各类重要官职均有官员长期兼职的情况。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至二十六年（1598年），工部尚书一职分别由两位侍郎兼理四年多；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国子监祭酒一推不补，而以司业代之；太仆寺少卿数推不补，而令别官兼署；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甚至出现吏部、礼部、刑部、工部、都察院皆由佐贰官或其他部门尚书兼职的现象。

虚位不补、用人不任，皆是皇帝怠政的表现，可谓是选官用人的怪相，忧患重重。

一曹之事由他官兼署，或不熟悉事务、或给官员增添负担，影响工作效率。

同时，一些位高权重的官职，如吏部尚书，若由他官兼署，难免出现权柄转移的情况，明后期的阁部之争多表现于此。

补法不行 官员也无奈

明后期，皇帝在补缺中持消极态度，官员之间政治斗争激烈，朝堂混乱，各类补缺方法也相继失灵，造成官员结构的失衡。

铨法不行的失灵主要表现在于官员补缺之时多番延迟、取消。

明代各类官员的补缺方式不同，一些高级、重要的官职采用推升的办法补缺，而中下级官职则通过统一的大选进行补缺。

故而在补缺过程中，吏部需要兼顾各个层次的官缺，及时升补疏导。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各类官缺都难以如期填补。

大选之前，要先进行中上级官员的推升，使得官员上下流动，为初授的低级官员腾出官缺。

而吏部请求推升的奏本不被批准，便直接影响大选的进行。更有甚者，大选惨遭到罢废。

上述情况多与吏部堂上无人有关。

吏部作为官员铨选的负责机构，掌百官之事，却“掌印无官”，下属四个清吏司事务尽停。

这已经是严重的官缺现象，但其缺并未得到及时填补，进一步致使官员大选无人负责，不得不罢废。

吏部尚书的态度也往往直接影响大选。

万历中后期，一些吏部堂上官常于大选之前请假称病不出，但铨权之重，非他官所能干预操持，严重影响大选的进行。

一些吏部属官也常常明哲保身，不参与大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大选候选人多且日期甚迫，但吏部尚书无人，只有左侍郎杨时乔署事，而杨时乔称疾坚卧，于是皇帝命移大选日期推至明岁正月举行。

此外，科道的考选也多有停止。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吏科给事中姚士慎上疏，直指台谏官的缺额严重；

三十九年（1611年），考选疏上，却一直留中不下，台谏考选废弛。

科道考选时间本就不固定，正常情况下，吏部根据科道官缺的数量，来决定考选的开展事宜。

但万历以后多加抑制，弊病丛生。大臣多番请求改制，认为考选之法的积弊日渐，但科道缺员甚多，亟待寻求合适的方法替代。但大臣的奏请均未得到皇帝的答复。

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明朝晚期官缺有多么严重，更能看出明后期的皇帝对朝政已经到了不管不问的地步。如此这般，问题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最终已经到了无法挽留的局面，再加上后期党争严重，奄奄一息的大明就此落幕。

明朝中晚期，朝廷怠政，吏治腐败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是什么？能列举几条？

其实明朝已经有比较完善的内阁政治制度，但是皇帝的不作为对明朝的危害还是很大的，而且个别皇帝虽然不上朝，但是通过司礼监对朝廷的控制还是相当严密的，嘉靖和万历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党争激烈，政治迫害越演越烈，且在正德、嘉靖、天启等年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宦官当政，而宦官当政最大的危害就是贪污腐败明码标价；除了以上原因，明朝中后期的政策不能保持与时俱进也造成了腐败的出现，典型的例子就是卫所制度和勘合制度，其中卫所制度使军队从上到下全烂透了，而勘合制度已经不适应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你应该知道当时的明朝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发展是很迅速的，而工场手工业扩大了，产品生产速度加快了，商品肯定要外销，而明朝要对外销售商品，就必须办勘合，而由于只有执行而没有监管机构，腐败很快就出现了；还有就是锦衣卫、东厂等畸形机构的无限权力，集缉拿、司法于一体的特务机构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异常畸形，而且无法无天······还有就是明朝的盐铁、矿场外包制度，政策理论上是好的，但是由于监管问题（太监监管，且没有第三方监管），江浙一带出现了很多畸形的大商人···研究明朝的腐败，一是中央监管不到位，监管机构也就是御史，都成了专门反对皇帝的工具，官员过于追求虚荣，追求利益，在中央，最大的危害没过于党政，照成全国上下连未为官的士子都在争，而要扩大影响，除了学术上以外，必须要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

万历为什么要怠政三十四年，那么他在忙什么？

在权臣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没有了束缚，便随心所欲了。而且他的皇位也没有经过兄弟之间的竞争，得到比较容易，懈怠了看起来也就正常了。再就是万历皇帝的腿是有毛病的，所以也就懒得去上朝了。不过他虽然不上朝也是在处理大事的，否则又怎么会有万历时期的三大征。

万历刚刚亲政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尽职的皇帝，为了几天求雨，万历曾步行到天坛，让群臣和百姓都深受感动。然而没过几年，万历就说身体不适，便开始不上朝了。之后连祭祀这样的活动都不去了。后来一年赛一年的过分，整天就是享乐，不理朝政。对于万历皇帝这样的作为，有的大臣就不满了，甚至有人选择辞官。

万历皇帝的做法引起了百姓的不满，导致了民变的不断发生。他三十多年不理朝政，也让朝廷的官员短缺的很严重，没有皇帝的朝堂，导致了群臣们拉帮结派。到后来万历皇帝上了一次朝，竟然有很多的官员居然是第一次见皇帝，而那个时候明朝的国力已经大大的衰弱了，很多事也很是无奈了。

那时候最恶劣的要数党派之争了，当时的东林党被朝臣们围攻，后来又被太监们打击直接被踢出了权力的中心。还有皇长子和福王的太子之争，最后以皇长子胜出，而福王失利无缘太子。还有说万历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儿子没能当上太子而用不上朝来抗拒大臣们。而不管怎样，这样的作为无疑是造成了大明的千疮百孔，所以在万历死后二十多年明朝就给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