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的一天，八路军一高级将领被俘的消息传到了129师师部。刘、邓首长闻讯后，立即将该消息逐级报告到了八路军总部和中央。

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129师立即组织抢救。刘、邓接到命令后，更是给该将领所在部队下了死命令：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不顾一切伤亡，抢不回活的，就是打死了尸首也要抢出来……”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呢？

此人正是开国中将、时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将军。

1942年3月后，日军对我冀南地区的“扫荡”日益加剧，甚至一度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到一处就要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

为了一举摧毁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将“扫荡”的目标指向了冀南我党政军领导机关。

4月29日，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3万大军，开始了对我冀南根据地的“大扫荡”。

敌人来势汹汹，很快就将我冀南军区机关给包围了。

在此危急关头，时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和冀南军区参谋长范朝利亲自指挥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在武城地区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

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导致我军损失惨重，数百名机关干部不幸壮烈牺牲，一部分没有突围的干部、官兵也被敌人打散，只有少数官兵突围成功。

从这个时候起，冀南地区的抗战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并没有放弃，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冀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随即便召开会议，提出“誓死抗战到底”，“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等口号，誓要重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刘志坚被派往第六分区去传达会议精神。

当时，六分区的官兵刚打了一个胜仗，消灭日军一个排，缴获颇丰。而按照以往的经验，不甘失败的日军肯定很快就会组织兵力对我第六分区进行报复。

果然，就在刘志坚随六分区官兵转移途中，敌人就打进来了。而且，这伙敌人已经预知了第六分区机关活动的情况，现已组织优势兵力进行了合围。

严重的是，我分区事先并没有得到确切地情报，因此在转移途中不慎钻进了敌人的圈套。

在此危急时刻，刘志坚只好亲自指挥部队突围。然而，在突围途中，刘志坚及其坐骑同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子弹打断了他的右大腿骨，当即便掉下马来，倒在了一个道沟里。

刘志坚在查看自己的伤势后，深知自己已是凶多吉少，于是便将衣服口袋里凡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全部掏出来销毁、埋藏，等一切安排就绪后，便紧握刺刀，准备与敌人做最后的决斗。

然而，刘志坚还是太虚弱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继续战斗了。最终，他被俘了。

不过，由于他事先销毁了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因此日军在搜身时并未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但日军也不傻，他们看刘志坚外穿棉袍，内穿军衣，脚上穿着一双干净的黑布鞋，腰上还别着手枪，而他又是从马上摔下来的……从这些不难断定，他绝对是共军的一个“大官”。

日军为了从他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于是没有就地将他处决，而是叫军医给他治伤，并将他从道沟里抬出来，由专人看守。

从被俘的那一刻，刘志坚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在日军给他包扎伤口时，他就大叫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希望借此来激怒日军，从而将他处决。

但无论他怎么骂，日军始终毫不理会，毕竟对于他们而言，情报才是最重要的。

在被关押期间，刘志坚受到了敌人的各种威逼利诱，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依旧大义凛然，毫无畏惧。

很快，刘志坚被俘的消息就传到了129师师部。刘、邓首长闻询后心急如焚，当即便向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请示，于是便有了我们开头那一幕。

为此，刘、邓首长态度很坚决，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刘志坚给抢回来。”

收到刘、邓首长的命令后，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立即做了周密部署，抽调3个主力团，在刘志坚被押往枣强的路上连续布置了6道封锁线。

这天清晨，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智亲率70余名日伪军将刘志坚押往枣强。

刘志坚是我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按理说日军应该非常重视才对，但可笑的是，由于不清楚他的具体身份，野村长治虽然重视此次押送，但却没有尽全力，竟然只派了几十名日伪军押送，而且也没有事先通知枣强方面的日军派兵接应。

不过，野村长治的疏忽，却给我军制造了很好地机会，在押送队伍途径我军埋伏点时，我军立即开火，打得敌人猝不及防，很快便乱成了一锅粥。

趁着日伪军被打得抱头鼠窜的时候，我营救部队一个班立即冲出去，将刘志坚给“抢”了回来，抬着他一路冲到了安全区。

等敌人缓过劲来时，营救部队已经撤出了战斗，刘志坚也被成功救下了。

这场营救作战，我军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