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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些大不敬，《素书》应该算不上“传世奇书”吧？

因为，此书，很可能是自称“发现者”的宋代张商英的托伪之作，就是说，并非下邳圯上老人所送张良之书。

《史记.留侯世家》，说到张良闲步下邳圯上，遇一老者，对他几经考验，然后“出一编书”，“乃《太公兵法》也”。张良熟读此书，辅佐刘邦成就了大业。

《汉书.艺文志》，曾收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含《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后人说，《兵》即《太公六韬》。

《隋书.经籍志》亦比较完整地收录了尚存古籍。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经籍志》中，首次改称《史记》。里面也收录了《太公兵法》，大概是根据司马迁的《留侯世家》，把《太公六韬》改了名字。

南宋以后，《六韬》真伪一直被质疑，清代更甚。但上世纪70年代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太公》竹简。学者们终于基本统一认识，《太公》成书应在战国时期。

宋代张商英，受王安石举荐，进入神宗朝为官，后来官至“尚书右丞”，又转“左丞”，官不小。他的哥哥张唐英，是个著名文人。张商英本人，也有不少著作，还是书法家。不过，好像学问不十分扎实深厚。据说，他善写草书，可是写完了自己也不认识。

《素书》，是他自称“发现”的。他写了《素书考》，其云：“按黄石公《三略》三卷，《兵书》三卷，《三奇法》一卷，《阴谋军秘》一卷，《五垒图》一卷，《内记敌法》一卷，《秘经》一卷，《张良经》一卷，《素书》六编。《前汉列传》黄石公圮上所授《素书》，以《三略》为是，盖传闻之误也。晋乱，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言，上有秘戒云。”

他这是说，都以为黄石公授予张良的是《三略》，这是误传，其实授予的是《素书》。

关于黄石公授张良《三略》，这个说法又与司马迁不同。《三略》一书，亦称《太公三略》，与《太公六韬》相对应。但此书，成书不会早于汉中期。自然，把晚了百多年的书授与张良，是根本不可能了。

但问题是，这也无法证明授予的就是《素书》。

晋代，确实有个重要的“汲冢”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籍大发现。可上万片竹简，只整理出两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并未听说还有《素书》。其他的盗墓发现古籍，也不见史籍记载。

这大约只能说，张商英是借着“汲冢竹简”说事了。难道，晋代发现的《素书》，中间间隔了八九百年，才被张商英“淘”到？这也太不可置信了。

其实，张商英声称他“发现”《素书》不久，南宋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就已经考证过《素书》。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十二》中，就得出结论说，《素书》原文与《注》出自一人之手，当为托伪。写《注》的，就是张商英，无非是说，《素书》是张商英的托伪之作。

后世的学者，基本赞成陈振孙的见解。所以，几乎从来没什么人把《素书》，当做一本先秦古籍，也不看作是“奇书”。

可以说，这部书，如果不是现在被一些商家炒的火热，大概没多少学界的人重视的。

自然，不能说《素书》所讲的，没有一些道理。

此书的六章，皆为“语录体”格言，从思想内涵讲，基本属道家，既有修身养性内容，又有辨证论述高度，确实可以一读。

只不过，似乎和兵家无关。不知道张良是怎么靠这部书辅佐刘邦得天下的。这倒很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有意思的是，此语亦出于宋儒。

另外，《素书》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宋儒。

儒学有两次大演变，一在西汉，二在宋朝，都是按照当时的需要来诠释“经典”。这种诠释，有时候还包含把自己的思想见解“混入”古人书中。再过分一点儿的，就是托伪了。

关于《素书》，所谓司马迁、苏轼等都给与了极高评价，其实是玩儿了“移花嫁木”的文字游戏。司马迁说，老头给张良赠书这件事很怪。很可能，司马迁寻访到这件事，如实记述，但他也感觉很怪。如此而已。

苏轼亦是，他顺着司马迁的话说，送书这件事很怪。如此而已。

只能说，这是现在商家的推销之术了，优劣不予置评。

《素书》是否神奇，是否比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还要神奇，也只能看每个人不同的阅读感受了。《素书》确实讲了一些道理，无非为人处世，有没有道理，也需个人去感受了。

当我们手捧书卷，领略古人风采的时候，也包括国外的一些“古人”，如叔本华尼采，可能需要多个心眼，别被某些商家的牟利之图带偏了。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全书写的都是一些道理，与其他兵法而言却是大不相同，但是，上兵伐谋，以人之用事为本，素书六卷皆是在阐述着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