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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书肆与通俗小说的流通与收藏的区别,魏晋南北朝小说概念的演变

发布时间:2023-11-19 08:48来源:奇趣网编辑:QiQu阅读: 当前位置:奇趣网 > 奇闻趣事 > 手机阅读

南北书肆与通俗小说的流通与收藏的区别,魏晋南北朝小说概念的演变

南北书肆与通俗小说的流通与收藏的区别,魏晋南北朝小说概念的演变

古代通俗小说绝大部分由民间坊肆刊印,今人韩锡铎、王清原《小说书坊录》收录自宋至清末民初小说书坊多达千余家,令人惊叹。而尤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书坊往往集刊印与销售于一身,换言之,它们既是出版社,同时又是书肆。譬如明代福建建阳余象斗,其身份为小说家、出版商、书肆老板,在他所刻小说上,常印有促销广告性质的文字,苦心营建书坊“双峰堂”的品牌形象。日本蓬左文阁藏《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扉页有四行小字云:“《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慈眼堂法库藏《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首叶上栏文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歌削之,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无差别,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再如大连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自愧轩刻本《西湖拾遗》,封面镌有“杭城十五奎巷内玄妙观间壁青墙门内本衙发兑”双行牌记,可知自愧轩既刻小说,亦卖小说。这种情形直到清末民初尚未改变。北京琉璃厂的书肆曾刻印过许多书籍,其中小说戏曲的数量颇为可观,据孙殿起、雷梦水《记厂肆坊刊本书籍》统计有:

南北书肆与通俗小说的流通与收藏的区别,魏晋南北朝小说概念的演变

善成堂:《第一才子书》一百二十回,清毛宗岗撰,光绪间刊,朱批本。《南北宋志传》一百回,明玉茗堂批,光绪间刊。《西游真诠》一百回,清陈士斌撰,光绪间刊。

老二酉堂:《说岳全传》八卷八十回,清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光绪八年壬午重刊。一名《增订精忠演义全传》。

有益堂:《儿女英雄传》四十回,首回一卷,光绪十四年刊。

宝经堂:《绣像第一才子书》一百二十回,清毛宗岗撰,光绪间刊。

文光楼:《忠烈小五义传》一百二十四回,清石玉昆传,光绪十六年庚寅刊。《李公案奇闻初集》三十四回,原题惜红居士编纂,光绪刊。

二酉堂:《济公全传》二十回,原题西湖墨浪子偶拈,光绪庚中重刊。

文成堂:《绣像升仙传》八卷五十六回,原题倚云氏手著,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孟夏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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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珍堂:《王希廉评红楼梦》百二十回,光绪二年丙子刊,木活字本。《红楼梦影》二十四回,光绪三年丁丑刊,木活字印本。《儿女英雄传》四十回,首回一卷,光绪四年戊寅刊,木活字本。《想当然耳》八卷,清安福邹钟乐生撰,光绪四年戊寅以木活字印本。《忠烈侠义传》百二十回,清石玉昆撰,光绪五年已卯刊,木活字本。一名《三侠五义》。《济公传》二十回,光绪□年刊,木活字本。《聊斋志异拾遗》□卷,光绪间刊,木活字本。《红楼梦赋》一卷,光绪间刊。

富晋书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民国十九年一月与东来阁书庄依明万历甲寅山阴朱朝鼎刊本同影印。

南北书肆与通俗小说的流通与收藏的区别,魏晋南北朝小说概念的演变

实际上,除刊刻、销售之外,民间坊肆还曾兼营租赁小说的业务,还曾组织、策划,甚至亲自动手编撰过通俗小说,一句话,坊肆几乎承担起了通俗小说流通的全部事宜。正因为如此,明清政府才屡屡将禁毁的主要矛头对准在坊肆身上,不仅明确颁令“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而且几乎每道禁令均有“示仰各书铺税书铺人等知悉”、“示仰各书坊肆,并有一等专赁淫词小说书铺及外来书估,苏城内外画铺古董铺人等知悉”之类针对性的语词。道光十七年(1837),苏州地方政府颁令禁书,十月十二日,苏州书业堂、扫叶山房、酉山堂、兴贤堂、文渊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等65家书肆被迫响应,在邑庙订立《公禁淫书议单条约》,规定“凡有应禁淫书板本,各坊自行检出赴局呈缴,照议领价”;“外省书友来苏兑换者,先将捆单交崇德书院司月查明,如有应禁书籍,即行交局销毁”;“大新板每块一百文,大旧板每块七十文,片头新板每块八十文,片新板每块六十文,旧板每块五十文,滩头小片每块二十文,唱本板每板三十文,书本照批价洋银对扣,倘有模糊不全者,照数减半,抄本每十页五文,每页以四百字为准”云云。从上述内容可知,坊肆不但藏有极其丰富的小说书板、刊本及抄本,还常常通过书肆间的交流协作,将小说行销各地,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通俗小说的流通与传播。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更多还只是一种娱乐性文学读物的话,那么到了民国以后,随着其社会地位、文学地位的提高,通俗小说逐渐被摆上了学者的书桌,成为研究之对象与资料。但是“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要进行研究,首先必须自己去搜访文本。因此,一些著名的小说研究者,诸如马廉、孙楷第、郑振铎、阿英、周越然、赵景深、胡士莹、陈汝衡等等,同时也都是通俗小说的收藏家。综观他们的收藏经历,我们不难发现:通过书肆苦心收罗乃是其共同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这里,不妨稍举几个例子: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马廉稿本《不登大雅文库书目》,收录了马氏所藏古代通俗小说208部,其中有不少注明了所购书肆的名称,据笔者统计,购自“来薰阁”者共有18部:《比目鱼》、《海游记》、《霞笺记》、《定鼎奇闻》、《闹青楼》、《写真幻》、《续四才子书凤凰池》、《竹闲堂新编小史警寤钟》、《新编风流和尚》、《新刻痴婆子传》、《二续金瓶梅》、《贪欢报》、《三遂平妖传》、《十二笑》、《西湖二集》、《二刻醒世恒言前后集》、《小野新编催晓梦》、《小说奇言》。购自“九经”者有8部:《新编宿花心》、《续金瓶梅》、《蜃楼志》、《新镌绣像小说贪欣误》、《再求凤传意外缘》、《新编桃花艳史》、《前七国孙庞演义后七国乐田演义》、《新镌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题评》。购自“保萃”者有3部:《虎丘花畔逸史花阵奇》(即《女开科传》)、《儿女英雄传评话》、《新刊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购自“文友”者有3部:《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型世奇观三刻拍案惊奇》。购自“带经”者有《采花心》。购自“瑞文”者有《石点头》。购自“文禄”者有《青琐高议》。购自“述古”者有《绣谷春容》。购自“遽雅斋”者有《新镌古本批评绣像三世报隔帘花影》。购自“文萃”者有《笔耕山房弁而钗》。购自“保古”者有《红楼梦》。合计39部,约占了总数的18.4%。

郑振铎《西谛书目》著录通俗小说682种,堪称小说收藏之冠。而从《西谛书话》的有关记载来看,这些小说,多半也是购自林林总总的南北书肆。热衷于古籍收藏的郑振铎与各地书肆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求书日录》中写道:“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其中有赫赫有名的来青阁书肆老板杨寿祺、中国书店老板郭石麟、抱经堂书肆老板朱遂翔、富晋书社主人王富晋等等,正是通过这些书贾的四处搜访,郑振铎才能时有所获。上海被日本侵占以后,郑振铎只身在“孤岛”中为抢救国家典籍文化而拼搏奋战、呕心沥血,成绩卓著,不过,倘若离开了无数大小书贾的帮助,恐怕也将力不从心。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的小说收藏日见丰厚,1940年1月18日,郑振铎在日记中云:“午餐后,回家整理小说书。大致已完毕,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说已经应有尽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多年以后,他回想自己手藏通俗小说的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后,注意这类书者渐多,继且成为‘时尚’,我便很少花时问再去收集它们了。但也间有所得。坊友们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时购获若干。”对书友及书贾的感念溢于言表。

其他小说收藏、研究者的购书经历也与马、郑两人相仿佛:譬如阿英曾穿梭于上海(西门、城隍庙)、苏州、浙东等地的古旧书肆中,寻觅他所钟情的通俗小说,他与书贾的联系也十分紧密,特别是杭州书肆松泉阁主人王松泉,专替阿英收集“晚清资料和戏曲小说”,1936年,阿英从余姚卢氏家中一举购得小说600多册,功劳更应全部归于王松泉。譬如以收藏明清艳情小说而蜚声旧上海的周越然,亦曾流连忘返于中国书店、来青阁、蟑隐庐、汉文渊、积学斋、富晋、忠厚、受古等书肆冷摊,终于淘得《姑妄言》、《素娥篇》、《空空幻》、《桃花庵》等海内孤本小说。譬如说书史研究专家陈汝衡所著《说苑珍闻》,提及不少珍藏稀见小说(如民国四年国学维持社本《扬州梦》、铅字排印本小说《醒世小说》等),其来源亦多为古旧书肆。类似的书林掌故甚多,不赘举,在整个小说传播、收藏过程中,南北书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乃是不争的事实。

三、近代书肆营业书目所见通俗小说

书肆编订营业性书目的做法,明清时期便已有之,譬如明代刻书中心福建建宁地区,就曾编有《建宁书坊书目》。刻书家余象斗则在《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萃》(1591)中,自列书目一份,辑录了他已刻及将刻之书60多种。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科给事中刘楷奏:“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买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明清两代活跃于江浙地区的湖州书船,贩书时亦多备有书目,等等。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建宁书坊书目》仅见存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簿录类”,有名而无实;余象斗开列之书均为科举图书,未录一部小说作品;刘楷所云小说租赁铺的书目,尽管篇目多达150种,然无一传世,难窥其详;至于湖州书船书目,虽然可以推测乌程小说家凌漾初之《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小说,极有可能被他的晟舍乡亲列入书目,但由于至今未曾发现过一份书船书目,这种推测的可靠性亦无法保证。总之,因为文献资料的匮乏,明清书肆营业书目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目前尚难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

至清末时期,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获得较大提升,出版、销售小说已不再是件非法或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可以名利双收的美差,南北书肆也不再像余象斗那样,明明刊刻了许多通俗小说,却不敢理直气壮地列入自家的书目。于是,通俗小说之名屡屡见诸各书肆之营业书目。譬如光绪三年(1877)尊闻阁主《申报馆书目》,其“申报馆新印书籍总目·章回小说类”收录《儒林外史》、《红楼梦补》、《西游补》、《水浒后传》、《快心编》、《林兰香》等6部通俗小说。光绪五年(1879)缕馨仙史编成《申报馆书目续编》,“小说类”著录《台湾外纪》、《女才子》、《雪月梅》、《青楼梦》、《何典》等5部通俗小说,标明册数及售价。再如宣统元年(1909)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提要》,这是目前所知较早大规模收录通俗小说的书肆营业书目,分类庞杂,末为“小说传奇笔记游记”,著录通俗小说凡92部:

《镜花缘》、《万花楼》、《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祷杌闲评》、《岭南逸史》、《圣朝鼎盛》(即《万年青》)、《七剑十三侠》、《五虎平西南》、《荡平奇妖传》、《草木春秋》、《英烈传》、《雪月梅》、《封神演义》(卓批)、《后西游记》、《龙图公案》(《包孝肃公百断》)、《海公大红袍》、《精忠说岳传》、《觉世十二楼》、《粉妆楼》、《九种奇情听月楼》、《韩湘子》(即《九度文公》)、《麟儿报》、《双凤奇缘》、《七国志》(即《孙庞演义》)、《醉菩提》、《结水浒传》(即《后五才子》)、《儒林外史》、《清史演义》、《正续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绘芳录》、《女仙外史》、《绮楼重梦》、《五剑十八义》、《金台传》、《前后三门街》、《回銮始末记》(即《西巡大事记》)、《汉宋奇书》、《四游合传》、《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蝴蝶媒传》、《禅真逸史》、《海上百花趣乐》(即《花列传》)、《永庆升平传》、《白牡丹》、《前后七星六煞》、《仙卜午缘》、《铁冠图》、《刘公案》、《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廿四史通俗演义》、《施公案》(《百断奇闻》)、《彭公案》、《济公传》、《东西汉》、《拍案惊奇》、《宋太祖三下南唐》、《第一才子书》(即《三国志》)、《第二才子书》(即《好逑传》)、《第三才子书》(即《双关奇缘》)、《第四才子书》(即《平山冷燕》)、《第五才子书》(即《水浒》)、《第六才子书》(即《西厢记》)、《第七才子书》(即《琵琶记》)、《第八才子书》(即《白圭志》)、《第九才子书》(即《捉鬼传钟馗记》)、《第十才子书》(即《一笑缘》)、《东西晋》(即《后三国志》)、《锋剑春秋》(即《后列国志》)、《隋唐志》(李赞单编)、《薛刚反唐传》、《说唐传》、《五代残唐》、《南宋飞龙传》、《北宋杨家将》、《奇情雅趣》、《西游记》、《今古奇闻》、《仙侠五花剑》、《西湖佳话》、《五女兴唐》、《青楼梦》、《东周列国》、《游江南》。

民国以后,南北书肆印行营业书目十分普遍,这一现象与旧书业实行明码标价制,推出函售服务的改革有关。南北书肆中究竟哪一家率先实行此项改革,今已难确考。光绪、宣统时期的《申报馆书目续编》(1879)及《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1909),所录诸书已均标明册数及售价。而在推行过程中,上海的两个著名书肆——古书流通处与中国书店,则起了比较重要的示范作用。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称:“民国五年(1916),上海有古书流通处之创设,主人为海盐陈立炎,颇有阅历。初出书目,但无订价,仍以讨价还价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书目,各书始有定价,凡同行或熟人及图书馆向购可打九折,门市则无折扣。”而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则云:“自中国书店目录标明定价后,力求与外埠主顾通信交易,嗣后来青阁、抱经堂等继起效仿,渐次造成通信交易之习惯。”此后,刊印书目、标明价格、允诺折扣,成了各地书肆惯用的经营手段,所谓“每有所得,随时印送书目,刊登广告,以备四方顾客之采择”。这样的改革措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南北典籍的流通,也使书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实效。抱经堂老板朱遂翔称:“杭州出书目最早者,为余之抱经堂书局,开始即逐部标明售价,以示毋欺”,“数年后营业蒸蒸日上”,“各同业以利之所在,亦皆纷出书目,从事竞争”;而在上海方面,“以蟫隐庐及中国所出之书目为最好,且最完备,每年出一次,日本人购者为多。富晋书社及来青阁等书店以先后继起,发刊书目;而彼时之北京书目,都不肯南寄,因定价较高,恐南来购书受其影响也。自此以后,南北书店皆有书目,亦皆有定价,其价格率互相参考而订定之”。

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如此众多的书肆营业书目中,古代通俗小说已经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下面,仅就笔者所见稍举若干例:

1.《食旧廛书目》(1914)“子部”录通俗小说《醉菩提》、《水石缘》。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2.《千顷堂书局木版书目录》(1915),录《详注燕山外史》、《阅微草堂笔记》,标明册数及售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3.《山东省官书局书目》(封面印有“武进谢利恒先生之书其子琏穗珊临等保有之民国十年”,则至少应编定于1921年之前)“杂学类”收录通俗小说70余种,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4.《中国书店书目77(1926)“集部”录通俗小说14种,标明卷回数、册数及售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5.《北京直隶书局旧书目》(1926)“通行书籍类”录《儒林外史》,标明册数及售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6.《抱经堂书目》(1929),“子部”文言之后录通俗小说30种,标明卷回数、册数及售价。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7.《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总发行所:上海棋盘街509—510号,河南路英租界。分设:北京、汉口、长沙、天津、开封、广州)“小说部”录通俗小说160余种。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

8.1931年11月,富晋书社收购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后,编印《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录通俗小说82种,标明版本、册数及售价。

9.《来青阁书目》(1933)“集部”录通俗小说33部,标明册数、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0.《受古书店旧书目》(1934)“总集”录通俗小说45部,标明版本、册数及售价。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1.《通学斋书目》(1935)“子部·小说家”录通俗小说45部,标明册数、版本及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2.《来青阁书庄大廉价书目》(1936)“集部”录通俗小说24部,标明册数、版本及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3.通学斋主人孙殿起《贩书偶记》(1936)“子部·小说家·演义”录通俗小说19部,标明作者、版本及回卷数。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

14.《来青阁临时书目》(1940)“集部”录通俗小说33部,标明册数、版本及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5.《抱经堂书局上海分局旧书目录》(1942)“子部”录通俗小说38部,“补遗”录3部,注明纸张、册数及售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6.《杭州抱经堂书局总店旧书目录》(1942)“子部”录通俗小说55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事实上,书肆营业书目著录通俗小说,并不仅仅是书商的促销行为,我们认为,它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层面的特殊意义:

其一,为急于收集小说文本的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购书便利,促进了通俗小说的流通与传播。郑振铎先生爱好购藏小说戏曲,这是书肆中人熟知的事情,所以一旦收到新的小说书籍,书贾们或亲自送货上门,或将营业书目寄上,供其选购,就连“杭州诸肆亦每寄临时目录来”,都希望能与这个大买主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郑振铎先生以一人之力,能购藏通俗小说达680余种,其中依赖各地书贾及书肆营业书目之处者亦多矣。周越然曾在书话《幸运》中,记载了一次利用书肆营业书目购书的经历,他购小说书多年,“最难得的秘本,

倒是分量不大的《痴婆子传》和《灯草和尚》两种”,久觅不得,忽于1941年11月7日清晨,收到杭州某书铺寄到的书目,其中竟然恰好有此二书,周大喜过望,即去快信购下,正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类似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或许颇有传奇性,但在书肆书目盛行的民国时期,实在普通至极。

其二,为后世保存了极其难得的通俗小说书目史料,这恐怕是当年的书肆老板们也不曾想到的。自晚清至今,百余年的天灾人祸、沧桑变幻,古籍经受了许多磨难,毁损严重,很多昔日插架于南北书肆之中的典籍,今已烟消云散,不知踪迹,通俗小说自亦不例外。而值得庆幸的是,若干小说篇目却赖书肆营业书目留存下来,即便只是一鳞半爪,也弥显珍贵。我们曾从有关书肆营业书目中,考得若干失载于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江苏社科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大蟓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诸书的稀见通俗小说,譬如:

1.《济颠小说》,不分卷,一册,残存一至四十四页,无序目,不题撰人,约清乾隆年间刊本,与目前所见的几部济公小说均不同。见《珍本善本书目》,上海古籍书店1959年油印本。

2.《说夏中兴传》,又名《少康中兴传》,八十回,十二册,清嘉庆稿本,题“红白散人撰”,有嘉庆九年(1804)红白散人自序,嘉庆十年(1805)景陈序,云“陈丈父执也,吾吴名诸生”,知作者姓陈。另有苕溪渴睡汉序。见《珍本善本书目》第二编,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编。

3.《错中错》,二卷,竹纸八册,清周道昌撰,道光怀清堂刻本。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集部。小说类”,中国书店1982年编。

4.《新编香阁艳史》,四卷十二回,竹纸三册,题“酌月轩编次”,醒世书屋藏板,内容不详,从书名看,盖为艳情小说。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集部·小说类”,中国书店1982年编。

5.《新编宿世良缘》,四卷十二回,竹纸两册,题“乐善主人编”,积德堂藏板。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集部·小说类”,中国书店1982年编。

6.《巫山奇遇》,二卷,竹纸二册,题“广野居士编”,抄本。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集部·小说类”,中国书店1982年编。

7.《海上近闻》,凡八卷一册,清光绪抄本,系神怪小说,光绪年间吴县钱国录。见《珍本善本书目》第三编,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

8.《海上花天酒地传》,内容或演旧上海风月故事。光绪白纸石印袖珍本,凡四本,售价三元。见《杭州抱经堂书局总店旧书目录》(1942),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按:著名小说收藏家胡士莹先生曾藏有此小说,木刻本,二册,标价一元六角,见《胡宛春藏书目录》(抄本)。另晚清此类题材的小说颇多,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海上百花趣乐演义》等,未知与此书之关系。

9.《回銮始末记》,又名《西巡大事记》,内容不详,见上海科学书局《各种目版书目提要》(1909)“小说传奇笔记游记”,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0.《前后七星六煞》,内容不详,见上海科学书局《各种目版书目提要》(1909)“小说传奇笔记游记”,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1.《绘图拳匪纪略》,内容或叙义和团之事,售价为三角,见《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未署年月)“小说部”,上海辞书出版社藏书室藏。另上海科学书局《各种目版书目提要》(1909)“小说传奇笔记游记”亦曾著录。

12.《兴清传》,内容不详凡四本,见《山东全省官书局书目》(编订于1921年之前)“杂学类”,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13.《绘图四淫齐》,内容未详,售价为一角,见《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未署年月)“小说部”,上海辞书出版社藏书室藏。

14.《绘图六月雪》,内容未详。售价为三角,见《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未署年月)“小说部”,上海辞书出版社藏书室藏;另《山东全省官书局书目》(编订于1921年之前)“杂学类”亦著录,凡八本。按:阿英《晚清小说目》录有静观子《六月霜》,十二回,宣统三年(1911)改良小说社刊印,二册。未知两书有无关系。

15.《图象新撰五剑十八义前后传》,四册,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见《山东省图书馆藏古籍书目》第八种“文学艺术”第一辑“小说·说部”,1958年该馆铅印本。另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提要》(1909)“小说传奇笔记游记”亦录《五剑十八义》。《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未署年月,藏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小说部”录作《绘图五剑十八义》,标价为三角。

16.《忠节全传》,十六卷,四本一函,木板,当时售价大洋三角,作者、内容未详。载《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小说类”,1931年富晋书社出版。

另外,在书肆的营业书目中,也保存着不少通俗小说的版本资料。譬如胡士莹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就曾根据《屯溪旧书店书目》、《北平保古斋书目》等书增补了小说的稀见版本17种:八卷本《列国志传》、明末刊本《镇海春秋》、明长春阁藏版《后七国志乐田演义》、明种德堂刊本《新锲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明建阳书林刊本《二刻按鉴演义全像英雄三国志传》、明末刊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通俗三国志传》、明书林余应诏重刊本《全像演义皇明英烈志传》、康熙写刊本《都是幻》、康熙写刊本《豆棚闲话》、明末刊本《龙图公案》、明书林景生杨文高刊本《新刻京本通俗演义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全传》、康熙写刊本《赛花铃》、康熙刊本《人月园》、康熙写刊《笔梨园》、明建阳刊本《全像封神传》、明末凌氏刊本《二刻英雄谱》;乾隆九如堂刊本《西游证道书》。

其三,为通俗小说书目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一些较早收录通俗小说的书肆营业书目,譬如《申报馆书目》(1877)、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录》(1909)、《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富晋书社《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等,已成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2)问世之前十分重要的几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如此,书肆营业书目在“子部·小说”或“集部·通俗小说”著录通俗小说,也为目录学界探索通俗小说著录的合理位置进行了可贵的尝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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