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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之死大宋那个时代的政敌,王安石是什么政敌

发布时间:2023-10-30 00:58来源:奇趣网编辑:QiQu阅读: 当前位置:奇趣网 > 奇闻趣事 > 手机阅读

王安石之死大宋那个时代的政敌,王安石是什么政敌

冯敏飞/文 王安石变法,早有些审美疲劳。近读崔铭的《王安石传》,印象更深是王安石的晚年。

王安石的外号叫“拗相公”。拗,指一个人的性格固执,不随和,不驯顺。王安石很诗性,情绪化。工作也如此,动不动发脾气,固执已见,对神宗皇帝也不肯轻易退让,还动不动甩手不干,递辞职书。偏偏王安石又很有事业心,且很能干。

1058年王安石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认为“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都只是表象,根源在于制度出了问题,要从制度上加以改革,而对于祖宗之政“法其意”即可。

结果有些适得其反,两位宰相“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从此,几乎没有一天没人不强烈地反对他,似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人们越反对,他越执拗;他越执拗,人们越反对。

与王安石相反,仁宗皇帝的脾气却好得很,后来的神宗皇帝,脾气更是好的让我们现代人不敢相信。神宗始终护着他、宠着他。尽管皇上还宠着,但众叛亲离,特别是儿子王雱夭逝,让他的功名心顿消。说实话,王安石早些年就经常闹辞职,但那不无作秀的成份,目的是以退为进,更好地干事业。如今则是真心实意辞、无条件地辞。神宗“拗”不过,切香肠一样,1078年终于让他正式退休,王安石时年58岁。

退休后,王安石发现一种崭新的生活,享受到一种崭新的人生。好比将军撤离战场,解甲归田,忽然变安静下来,松懈下来,开朗起来,愉悦起来。每天早上醒来,不必考虑怎么见皇上,怎么对付某个同僚,而是想骑着毛驴去哪个山头、哪段溪边走走,去见见什么人,或者给哪个故友写封信……

不时有亲友来访。最让他感动的,是曾经的政敌陆续来函来访和解,如曾巩、吕惠卿等等。苏轼的信也是突然收到的,说七月十一日将舟行金陵,亲录一些诗文呈于您“发一笑而已,乞不示人”。这信让他心里翻江倒海。

苏轼,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文豪,但仕途极不顺,跟王安石也有过节。他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上书指责新法。苏轼之弟苏辙本来支持新法,突然改变立场,激烈反对“青苗法”。他们之父苏洵在变法前去逝了,却传出《辩奸论》一文,预言王安石得志必为奸。王安石很气愤,指使人弹劾他们兄弟,他们只得请求出任外官。

然而,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大祸,已经退居半山园的王安石却上书为他鸣不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他的《眉山集》问世,王安石即买来读。离开了官场,没有了党派偏见,作为文友与佛友,心灵依然息息相通。只是碍于面子,苏轼投石问路。王安石满心欢喜,身着便服,十一日早早到码头等候。苏轼一见,没顾得上换官服,跳下船来揖拜,抱歉说:“苏某斗胆以便服拜见大丞相了!”王安石哈哈大笑:“哎,礼岂为我辈而设?”数载宿怨,一笑了之。

王安石之死大宋那个时代的政敌,王安石是什么政敌

王安石传

崔铭/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

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逝,年仅38岁,王安石觉得山崩地裂。九年来,君臣虽未见面,可是皇上时不时派员问寒问暖,仿佛近在身边。而今他驾鹤西去,永无再见。王安石觉得像一个过独木桥的孩子,牵携的大手突然没了……皇位继承人是哲宗,可他年仅10岁,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于是反对派迅速云集而来。

大名鼎鼎的司马光,儒家大力宣传他的故事:小时候玩耍,有个人掉水缸,同伴惊呼救人,殊不知等大人赶到,那人早淹死。司马光急中生智,随手搬起石头将那缸砸破,水落人活。由此可见,没读太多书的时候,司马光能打破惯性思维。随着读书做官,有本事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他反而弱智了,变得非常保守,成为王安石最大反对派。他不问实际,只究改革本身,责问“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主张对祖宗之法“世世相承,无有穷期”。好比说,他现在对于落水的孩童不急了,急的是祖宗留下来的缸不能破。司马光成为旧党的首领。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神宗尸骨未寒,司马光就上书指责王安石:“欲蔽先帝聪明,专威福,行私意”。同月二十七日再次上书,指责王安石“以已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要求废除保甲法、免役法、将官法等。高太后一拍即合,即复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开始清洗新党人物,复职旧党大臣……

如同当年轰轰烈烈推行新法,现在轰轰烈烈罢除新法,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王安石听了,努力一笑,“夷然不以为意”。他照常每天骑驴出游,访山问水,会村夫见老僧,努力忘却那个早已遥远的京城。

转眼步入新年即1086年,王安石66岁,心情愉悦地又过了一个新年。可是二月传来一个新消息:“更役法”也罢除。王安石听了,终于觉得难以接受,不禁失声唸叨:“这……这这怎么可废?这怎么可废啊!”

大宋长期实行“差役法”,按土地财产多少分为五等,自备生活物资,如衣物食品等,无偿为官府服役。如衙前差役,为减轻亏累,官府特许承担重难差役的衙前可承包酒坊,以资弥补。理论上说不错,实际上问题非常突出,司马光也曾批评此役导致“民间贫困愈甚”,“贫者不敢求富”。王安石特别慎重,经过两年多调研和试点,才正式推出免役法。郭建龙认为免役法是此次大改革当中最可能成功的,评论说:

王安石制定这项法律,是想让人们缴纳一定的钱,获得免役,再用免役钱去雇佣劳役。这符合当时的需求,进行职业的分工和细化。从执行的情况看,由于把户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财富输钱,也将主要的出钱方锁定在了富人身上。最穷的人不需要纳税,而中间户也获得了足够的利益。(《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P265)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崔铭所指出:

宋朝实行科举取士制,并未给士大夫家族提供世代为官的绝对特权。为了使家族的势力不致于随着自己的致仕或退职而沦落,士大夫们往往团结整个家族,大量买田置地,成为兼并之家、地方豪强。(P457)

这就是说,新法免役法直接损害到了富户——士大夫们的利益!

如此,与虎谋皮,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才怪呢!在高层专题讨论会上,丞相文彦博说出了那段著名的对话:“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诘问:“更张法制,士大夫或许多有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

“陛下有所不知!”文彦博的语气充满了警告的意味。“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是啊,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而不是百姓,要照顾士大夫的利益还是百姓的利益,陛下看着办吧!什么为百姓服务,喊喊口号是可以,实际上自古以来几个帝王真做过那样的选择?

然而,神宗想做这样的选择,王安石想做这样的选择,还有其他一些官吏想做这样的选择,德不孤必有邻!司马光要废免役法,同样引起很大争议,连旧党人物也纷纷表示反对。如苏辙直接批评司马光:“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参政知事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司马光最亲密的朋友,也反对全盘推翻免役法,建议先拿一个州做试点,慢慢探索更好的政策,遭断然拒绝。在废除新法方面,司马光表现得比王安石还更“拗”……

如此,让王安石怎能还忍?可是,不忍又如何?难道再去找司马光一辩?再向高太后求援?逝者如斯夫啊!王安石只有绝望……

与此同时,对王安石学术上的全盘否定与批判也开始了。司马光指责:“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但也有主张包容的不同声音。韩维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长其做外官,这时站出来鸣不平:“王安石经义发明圣人之意,极有高处,不当废。”当然也没用,正如崔铭所说“当时执政群体的普遍意识中,党派的偏见超越了对历史的尊重,即便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司马光就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P702)新的诏令一刀切:不许读再读《三经新义》《字说》。

王安石心如刀绞,痛心不已。想当年推“新学”,不也定于一尊吗?不也蛮横地打击过其他一切吗?王安石又病倒了,四月六日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66岁。

王安石病逝,距神宗去逝仅13个月,距司马光拜相仅60来天,人们说他是被司马光气死的。想当年进京之初,到处寻租房子,弄得好些人感到奇怪,殊不知他的心思:必须择司马光为邻,孙儿可以向他学着点。哪想司马光会是这样一个人,不依不饶,比我还“拗”!王安石从病床挣扎起来,一遍遍痛书“司马光”三个字……

司马光仍不失为道德君子。听闻王安石逝去,兔死狐悲,于他恐怕也是致命一击。此时此刻,他也重病在床,死神已等在此后五个来月之处。他挣扎起来写一札给副职,特别交代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司马光肯定王安石的道德、人品、才学,只是否定他的政见,他们只是政敌。那个时代的政敌较量也够狠,但一般有根底线:谋事功而不谋人命。万一不小心把对手气死了,也不会原谅自己。

像司马光这样的政敌,一个也嫌多。然而,如果是官场必需的话,如果能逢上司马光这样的政敌,也实在是一种侥幸。

其实,以王安石之“拗”性,他不被司马光气死,多活个几十年,肯定也还会被南宋君臣气死,因为他们将北宋亡国的责任全推给了王安石……

王安石之死大宋那个时代的政敌,王安石是什么政敌

王安石和陆游为什么是政敌

不是一个时代啊亲,王安石--北宋;陆游--南宋。猜你想说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为什么是政敌。
原因在于政见不同。北宋的制度是偃武修文的制度,但财政上用大量花费在军户上,到后期已经积重难返。王安石认为可以变法来增加财富,推出青苗法等新法;司马光等则认为财富就这么多,官府创收了则百姓就少了,反对变法。由此政见相互对立。实际上王安石的思想比较超前,但是他的变法在具体操作层面并不可行。两个人的思想各有不足之处,而这也成为北宋衰亡的死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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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陆游为什么是政敌

不是一个时代啊亲,王安石--北宋;陆游--南宋。猜你想说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为什么是政敌。
原因在于政见不同。北宋的制度是偃武修文的制度,但财政上用大量花费在军户上,到后期已经积重难返。王安石认为可以变法来增加财富,推出青苗法等新法;司马光等则认为财富就这么多,官府创收了则百姓就少了,反对变法。由此政见相互对立。实际上王安石的思想比较超前,但是他的变法在具体操作层面并不可行。两个人的思想各有不足之处,而这也成为北宋衰亡的死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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