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这是人民军队正式迈向正规化的关键一步，许多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奋战半生的我军将领，被授予将帅校等各级军衔，这既是对他们革命战功的评定，也包含对他们革命履历的衡量，是一项综合多方面的巨大工程。

既然是多种因素综合评定，也就势必会让一部分将领萌生自己军衔被定低了的“委屈感”，难免有一些人为此闹情绪，毛主席对此就幽默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许世友是我军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特殊性格的将领，他出身草莽，幼年入少林寺学拳，武艺精湛，浑身是胆，且酒量惊人，喝过酒后更是豪气冲天，敢说出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

大授衔之后，许世友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可是许世友却不满意，认为定低了，他甚至发牢骚说，自己是四方面军的人，不是中央红军“山头”的，所以被人“穿小鞋”了，这不公平 。因此许世友多次带头表示不满，甚至亲自打电话找周总理评理。

不巧的是，许世友给周总理打电话时，总理正在接见外宾，没有接。

许世友没有找到总理，闷闷不乐，就又找来几个对评衔有意见的将领，一起喝酒发牢骚。

正喝着，突然桌上电话响了，许世友觉得这电话搅了自己兴子，有点不高兴，抓起电话有点粗鲁的问道：“喂，我是上将许世友，你是谁？”

哪知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您好，许上将，我是小兵周恩来啊……”

原来是周总理电话，许世友一听，酒立即醒了，也忘了这是接电话，下意识立正，规规矩矩说道：“总理是您啊，我真是昏了头，没听出来……”

原来，周总理忙完事，听秘书说许世友刚刚打过电话，总理是何等心细，立即猜出许世友电话的来意，一定是为自己军衔叫屈。

当时，这种事情很多，上级主管部门也很为难，经常向总理甚至毛主席汇报。

总理意识到情况严重性，如果不拿几个比较典型的人做个榜样，这种为军衔“叫屈鸣不平”的歪风就刹不住。

许世友正好是个我党我军出名的“刺头”，如果能把他说服了，就可以让许多战功、履历以及名望不及许世友的将领们心服口服，于是周总理立即就亲自给许世友回电话。

周总理并没有责备许世友，而是以诚恳征询意见的语气，问许世友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

许世友于是就大着胆子说起自己的苦恼，说自己革命战争年代，如何如何英勇，如何战功卓著，自己大名又如何响亮，无论日寇、美帝、国民党都惧怕自己三分……，说到最后，许世友委屈的说，自己起码应该评为大将，怎么可以是上将？

说到这里，许世友又毫无根据的说了一个非常不利我党团结的“瞎猜理由”，众所周知，红军历史上，有过张国焘阴谋制造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分裂的不光彩往事。因此许世友就以自己是红四方面军主将，没有评上大将，很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不是“中央嫡系”，是被“山头主义”思想算计了……

周总理耐着性子听完了许世友的牢骚，而后又和风细雨给许世友讲述评定军衔的原则。

周总理说，评军衔可不仅仅是以战功和勇猛表现这些因素为唯一依据。相反，评定军衔是个复杂而全面考量的过程。因为我军中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非像许世友那样一直率兵打仗，而是从事政治宣传、情报、后勤保障甚至医疗卫生事业，他们同样为新中国的胜利做出不朽贡献，因此，评定军衔必须更加全面。

周总理还以两个战功和资历都比许世友强的人物做例子，一个是大将粟裕，一个是上将萧克，粟裕将军的战功在我军堪称“军神”，无人可及，以他战功，完全够得上元帅，可是粟裕却高风亮节，主动让衔，结果成了第一大将。

萧克论资历，红军时期就创建红二方面军，并创建一方根据地。资格也是堪定元帅的，可是他也主动要求降低军衔，因此成为第一上将。

周总理循循善诱的要许世友拿自己和粟裕萧克比较一下，看看自己委屈不委屈？

一番话说得许世友羞愧不已。

接着，周总理又用严肃的口吻批评许世友，不应该有什么“山头主义”这种错误思想，他说，我党我军绝不会像腐败的国民党那样以什么嫡系、非嫡系评定自己的同志。

若怀疑红四方面军受不公平对待，那么看看徐向前和王树声，他们一个被评为元帅，一个成为大将，怎么可以这种不利团结的思想来想问题？

许世友直听的额头背后都流下汗，不住向总理承认自己思想错误，连说自己已经想明白了。

经过总理这番开导，许世友不仅不再发牢骚说怪话，而以身作则，带头向一些还扭转不开思想的同志做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