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光绪皇帝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这场改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风俗等方面，其深度、广度都远超洋务运动。然而，就是这一场试图挽救中国命运的运动，只推行了105天就宣告失败了。维新变法运动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又是如何失败的呢？

一，维新变法思想的出现

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将长城以北纳入势力范围；德国强租胶州湾，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法国强租湛江，将云南、广西、广东纳入势力范围；英国强租新界、威海卫，将长江流域、西藏纳入势力范围；日本则在福建渗透势力。如此，中国的民族危机就空前加深了。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无不寻求救国之路。189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建立了兴中会，开始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华北平原，无数的农民开始参与到反洋教的斗争中。在清朝内部，张之洞等人继续推进洋务运动。而张謇则弃官从商，发展工商业，走实业救国之路。不过，维新派人士则主张要变法图强。

在甲午战争之前，维新变法的思想就已经出现。在洋务运动期间，郭嵩焘、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广泛接触西方文化的人士逐渐了解到了西方经济、军事、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开始对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进行反思。

在经过较为广泛的学习之后，他们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实行君民共治，建立议会制度；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工商业的发展，学习西方的公司制度，实行以商富国，和外国进行商战，抵制外国的经济入侵；在文化上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建立新式学堂，逐渐废除科举制。在甲午战争之前，他们的思想难以被国人接受。

到90年代，维新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出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思想家。康有为将西方政治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用西方民主来解释儒家的“大同”理论。他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认为汉朝以来的“经学”都是伪造的，并非孔子本义。他“托古改制”的理论宣称孔子也主张改革。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过于激进，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被誉为“火山大喷发”。

梁启超、严复等人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来宣传变革。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就如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继续抱残守缺，无异于走向灭亡，唯有变法才能图强。谭嗣同的思想更加激进，他对君主专制、纲常礼教进行了直接批判，不仅要求政治变革，还要进行社会变革。

维新思想产生后，遭到了洋务派和保守派的攻击。维新派则大规模创立学堂、报刊以宣传维新思想，到1897年底，维新派创立的学会有33个，学堂17所，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的总量达300多个。学会、学堂和报馆的大量出现，加速了新思想的在社会的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的思想解放高潮。

二，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

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乡试，时值中法战争结束，李鸿章软弱地签订了条约。康有为认为中国必须推行变法，于是给光绪皇帝写下了一封5000字的书信。这是康有为首次公开地宣传变法图强，但是该书被顽固派截留，因而光绪帝没有看到。不过该书在社会上很快传播开了，康有为的名声也大振。

康有为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气馁，他在广东创立了万木草堂，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政治等学问，弟子主将发展上千人，这些人很多成为变法的领导骨干。他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虽然有诸多牵强附会之处，但是对传统思想造成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因此，两书自出现后就遭到了顽固派的诋毁甚至禁毁。

1895年，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在北京参加举人会试，这时候，中日马关谈判的消息传来，考生们都惊讶不已，议论纷纷。康有为则立即组织广东、湖南两省的举人联名上书。各省的举人见状，也纷纷上书庆元。康有为连夜奋笔疾书，写出一封1.4万字的书信，陈述割地的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并建议推行政治体制变革。不久，各省举人在康有为的万字书上签名，该书被送到了都察院，此事史称“公车上书”。

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为由，拒绝了康有为的意见。“公车上书”虽然失败，但是康有为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向光绪帝写了第三书，重点讲述变法图强的事情，强调不仅要大搞现代化建设，还要广开言路，选拔人才。第三书得到光绪帝的重视，光绪帝随即颁布了“举人才诏”。康有为大受鼓舞，又向光绪帝写了第四书，不过该书再次遭到顽固派截留。

随后，康有为和其弟子在全国各地创立了会社，以联络支持变法的人士。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结果得到了许多官僚的支持。户部郎中陈炽、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10多位京官都加入其中，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都表示出资金来帮助强学会。不久，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张謇，陈立三，汪康年、黄遵宪、章太炎等人相继入会。

强学会旧照

强学会多谈判甲午战争失败的事情，李鸿章备受指责，同时他们也拒绝了李鸿章的资助。结果李鸿章的党羽以“结党营私”之名查封了强学会。但康有为没有被吓到，他又组织维新派在北京创立了10个政治性的学会。1898年，保国会成立，该会在北京和上海设置总部，在全国府县设置分会，影响巨大。顽固派多次想查封保国会，但是保国会已经形成了全国的影响力，加上光绪帝暗中保护，使得保国会得以坚持下来。

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实际上已经初具近代政党的性质和规模，这往往是被被忽略的一点。保国会的创立，也为“戊戌变法”准备了条件。

三，戊戌变法的推行和失败

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光绪帝感到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清朝似乎快要灭亡了。光绪帝不想当一个亡国之君，于是在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宣布实行变法。

6月16日，光绪帝首次召见康有为，商量变法图强的措施。康有为提出“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但是由于光绪帝并未掌握一切权力，总有“奈掣肘何”之叹，康有为建议“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如此才能减少变法的阻力。

光绪帝

随后，光绪帝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得到了上奏特权，而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也出任军机章京，负责批阅官员奏章，代拟皇帝预颁诏书。于是，一个以光绪帝为中心的维新变法团体就正式形成了。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光绪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

在政治上，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减少国家财政负担。

在社会上，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学会、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论。

在经济上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产总局，筑路开矿；广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在军事上，裁汰旧军，建立新式军队，大规模建立军工厂，推行保甲制度。

在文化上，改革科举制度，将八股取士改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广设各级学校，提倡西学；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学、游历。

以上措施是维新派和光绪帝相互妥协的产物，之前维新派宣传的君主立宪，设立议会并没有在措施中，可见变法的首要目标不是改变政治体制，而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民智未开，还未达到设立议会的条件，这也是符合中国现实状态的。

但是维新变法的措施却遭到了顽固派的大肆攻击，许多地方官员对新政措施拖延议复、借词推托、粉饰应付，甚至直接拒绝推行。因此，想要真正推行变法，那就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官员撤换，而慈禧太后牢牢掌握了人事变动之权和军事大权，这使得变法就必然要走到慈禧太后的对立面。

变法进行了8月，至８月下旬，光绪奉慈禧面谕，诏令9月在天津进行阅兵，这是慈禧要发动政变的预兆。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做出最后的一搏。９月18日，光绪帝秘密召见康有为，两人抱头痛哭。康有为提出铤而走险，决定说服袁世凯“勤王”，刺杀北洋大臣荣禄，掌握军权，拥护光绪帝。

袁世凯在接受光绪帝的召见后，表面上答应此事，暗中却将机密告诉了荣禄和慈禧太后。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软禁在中南海瀛台，重新临朝“训政”，维新派人士遭到了囚禁、屠杀，支持变法的官员被流放或者革职。整个维新变法的措施，除了除经济措施和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全部废除。

慈禧太后几乎是对变法进行了“一票否决”，也就是认为变法都是错误的，这就是政客的特征，而非政治家。两年后，八国联军侵华，清廷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而慈禧太后这才开始有所醒悟，重新将维新变法的内容进行推行，美其名曰曰“新政”。但1900年之后，中国社会各界基本对清朝已经失望，改革也无法挽救清朝了。可以说，维新变法的失败宣告清朝自救运动的彻底失败，也宣告中国再次失去了一次复兴的机会。

谁能告诉我关于光绪皇帝的历史?

光绪
光绪（1871——1908）
庙号：德宗。
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清史稿〉论曰：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前国耻。已而师徒饶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光绪去世后，清越三年而亡。
作为一个年轻发奋的君主，光绪皇帝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 不轻易退缩妥协, 以求自保; 反而在关键时刻, 为了变法信念, 置生死安危于度外。这已经超出了一位傀儡帝王的行为价值选择, 即使从人格上看也是值得称道的。也许, 身为帝王, 百年来他受尽冷落和责难, 甚至有人指责他“懦弱无能”, 但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 他的人格是显示出一定亮色的, 是不必讳言的。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了, 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 启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 在经济上, 光绪接受了维新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 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在文化教育方面, 开办学堂, 改革科举制度, 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 这就使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 给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
光绪对珍妃的深情，同样令人感动。“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每读此诗，令吾辈唏嘘不已。
奈何本人笔拙，但求抛砖引玉，求教大方之家。
清德宗载湉 光绪 (1871-1908)
载湉是醇亲王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内侄.登基时只有四岁,两宫太后"慈禧","慈安"即"垂帘听政".至光绪16岁,慈禧"归政",但仍实掌大权.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进占汉城，击沉我国运兵船，并攻击我牙山驻军。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甲午战争。甲午战败后，朝野有志之士便提倡维新变法，其领导人物康有为以着书立论，发行中外公报主张变法，亦曾数次上书光绪，要求改革。其学生梁启超则于上海主编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强。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德宗下诏变法，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主的守旧派反对变法，于是发动政变，德宗被幽禁，康、梁逃亡日本。
因历时仅一百零三天，故称为百日维新。又因是年为戊戌年，故称为戊戌变法。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义和团起事，仇杀外人，引起英、俄、法、德、美、日、义、奥八国共组联军，攻陷北京,光绪,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岁次辛丑，九月七日，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后慈禧处死光绪的爱妃珍妃.光绪被软禁瀛台.终饮恨病逝.
附录：
1.失去母爱的童年
清宫医案的确告诉人们，光绪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光绪虽与慈禧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咸丰皇帝的侄子。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在宣武门太平湖畔的醇郡王府的柳荫斋，其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从这些关系讲，他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皇帝患天花病死。同治帝死时年仅十九岁，身后无子，按“兄终弟及”做法，可由其弟即位。但同治帝为独生子，则应从其最亲近的亲属中选一子弟继承帝位。大臣们提出的最佳方案，是由他的大伯父即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作为他的嗣子，由其即位。但慈禧太后不同意，表面上是因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亲生子，同样是由旁支过继，实际上是因为若要载淳的子侄辈继位，自己身为祖母便无权以太后身份临朝。国不可一日无君。第二天，慈禧压制众论，一人做主，执意让只有四岁的载湉入宫即位为帝。载湉，也就是光绪，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无子嗣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熏心，找个儿皇帝，可再次创造机会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四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抓在手里，或当作争夺权利的利器，或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更多的情况下，则当作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这自然是慈禧专制政治的需要。入宫后的光绪，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辞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愈治的病根。天嘏在所著《满清野史》中称：人在幼年的时候，都受到父母的呵护，照顾其出行，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既使是孤儿，也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照顾。只有光绪皇上无人敢亲近。……皇上每日三餐，其饭食有数十种，摆满桌案，可离皇上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接连数日不换。靠近皇上的饭食虽然并未臭腐，可经多次加热，已不能可口。……载湉自十余岁后，虽为天子，可还不如一个孤儿，以后身患痼疾，即是由于少年时衣食不节造成的。虽为野史，可内容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所述：“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大致相近。说明光绪帝体弱多病之原因，实与自幼在慈禧太后淫威之下，失于调养照料有关。
2.没有爱情的婚姻
按照清王朝祖上留下的规矩，皇帝十六岁就要临朝亲政。随着光绪年龄的增长，他的大婚和亲政逐渐临近，慈禧撤帘归政把大权交给光绪皇帝之事已不可回避。可慈禧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于是预作布置，对光绪帝权力多方限制，仍由她在暗中操纵朝政。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889年2月19日)，十九岁的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两个妃子都是慈禧做的主，皇后不是别人，正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即隆裕皇后。这个皇后容貌丑陋，马脸高额，瘦弱驼背，突眼露齿。光绪极为不满，但也无奈。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通过皇后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远远比不上珍妃，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格开朗，活泼机敏，颇有见地。珍妃的入宫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她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珍妃又向光绪推荐了她的老师文廷式，这位素以评论时政、忧心国事的著名清流人士很有才华，颇有政治见地，他被光绪帝重用后，对光绪帝很有影响，引发了光绪帝要改革政治及摆脱束缚而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光绪帝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较为轻松的时光。由此，也引发了他作为人君国主，希望在政治上摆脱束缚而有作为的欲望。可这一点，是慈禧最不愿看到的。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按慈禧本来的亲上加亲，以控制光绪帝的初衷才让自己的侄女为皇后。然而强制的结果，却又适得其反。当年，同治帝自己选立皇后阿鲁特氏，而慈禧却偏偏让同治帝去喜欢慧妃，结果闹得母子不和。这次慈禧为光绪选配叶赫氏为皇后，可光绪又偏偏喜爱珍妃他他拉氏，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光绪明明知道宠爱珍妃，就要得罪皇后，而与皇后不睦，即等于开罪慈禧太后。然而，慈禧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迫使光绪就范，惟独在情爱和感情上无法以己之所愿强加于人。据《悔逸斋笔乘》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仲夏之时，一天，光绪与隆裕皇后为小事争吵，隆裕跑到慈禧面前哭诉其事。慈禧大怒，对身边的人说：“皇上是我所立，实乃忘恩之举，隆裕是我的亲侄，辱骂皇后就是对我最大的不敬，实在难以忍受。”接连数日，光绪入宫请安，慈禧一言不发。此后光绪与慈禧的嫌隙就算形成了。
3.苦闷的皇帝生涯
光绪临朝亲政后，五十三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则权势依旧，裁决政事，一如既往。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利，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连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并规定：光绪每隔一日，必须亲往颐和园向她汇报政务，听候训示。以致光绪经常披着星星来，头顶月亮去，饱受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示，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光绪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实现，日久天长，精神更加抑郁，情志愈益不畅，旧病不去，又添新愁。从“脉案”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光绪体质虽未见好，遗精及腰背酸沉等病仍在继续，但诊病和吃药的次数却相对减少。这主要是光绪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挽救他那岌岌可危的政权，整日忙于政务，关注政治改革，另外，还要随时应付慈禧的训斥，一时无暇顾及诊病吃药。
疾病缠身的光绪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遭逢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光绪帝违背母后之意，决心援朝抗日，但腐败的体制导致战争失败，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失地赔款，这虽使他受到重大打击，加深了“母子”的不和，但也激发他力图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雄心。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在珍妃的积极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那些守旧的亲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在改革政治中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臣内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他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利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明确表示要废掉光绪帝，并密谋由北洋总督荣禄，在九月初皇帝、太后到天津阅兵时政变，废除光绪帝，形势危急。光绪帝当天就给帝党人物杨锐发下密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进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杨锐胆小，将密谕扣住不传他人，光绪等不到回音，急不择路，于八月初一、初二连续两次召见袁世凯，提升他为侍郎衔，让他专办练兵事宜，想以此使袁世凯感恩报德，效忠皇帝。同时，光绪帝于八月二日还有一道密谕给林旭，让他转告康有为迅速离京。林旭将两道密谕同时转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大家看了十分感动，但都束手无策，最后也觉得只有拉袁世凯，由谭嗣同出面请袁世凯，马上举兵，先杀掉荣禄，回兵包围颐和园。袁世凯表面上满口答应，八月五日回到天津，却在八月六日马上向荣禄告密。
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城，住中南海仪鸾殿，第二天祭蚕神，当即回颐和园。回园顷接荣禄密电，马上乘轻轿返城，重返南海瀛台。返瀛台后立即传光绪来见，见到光绪，慈禧太后破口大骂，骂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亦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到此已经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十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他虽然名义上仍保持着皇帝的名位，但实际已没有了皇帝的权力。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光绪挚爱的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了一条规矩，今后不许觐见皇上。
南海瀛台，与水云榭岛、琼华岛分处太液池三海之中，象征东海三仙岛蓬莱、瀛洲、方丈。瀛台四面环水，只在北端架一板桥，通至岸上，板桥中间有一段是活动的，光绪被囚此之后，慈禧太后便命令人把桥板撤掉了，以免光绪帝走出瀛台岛。
瀛台的中心建筑为涵元殿，殿后为涵元门，门外为翔鸾阁，阁下即木吊桥。殿前为香扆殿，该殿从北面看为单层，从南面湖边看则为两层，名为“蓬莱阁”。光绪住在涵元殿里，太监每天送饭时架起桥板，走到瀛台来，用饭完毕，就抽掉桥板。光绪心情十分忧郁，万般无奈之中写下了“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等诗句。冬天三海结冰，从瀛台不通过木桥也可以从冰上到达岸边。据说有一次光绪带了小太监踏冰离开瀛台，被发现后，总管太监李连英立刻下令凿冰，以防光绪离开。光绪十分想念心爱的珍妃，传言他让小太监暗中给珍妃送信，偷偷相会。每到此时，他更加痛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临死之时，他不言不语，用手在空中写殿内挂有一副《宋司马光谕人君用人之道》立轴，跋文是：“光绪丙午(1906)十月上浣录，臣全忠敬书。”还有一些匾额斗方之类，下款都写着“臣全忠敬书”。其实这都是光绪的御笔，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光绪试图以对慈禧太后称臣，表明自己忠于慈禧太后的心迹，来换取老佛爷的谅解。可此时，慈禧太后又怎么能让光绪再次亲政呢。
究光绪帝病情自二十四年逐渐加剧，终致不起之原由，实与戊戌变法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后，慈禧太后曾欲废之而另立他人。光绪也知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举虽未能实现，可光绪也难脱囚禁之牢笼。明知岌岌可危，亦只有坐以待毙，心中十分忧伤。他曾仰天长叹：我还不如汉献帝啊！因而病势日渐加重，自不待言.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相传临行前还不忘处置珍妃，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当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后，精神彻底崩溃，旧病复发，日趋沉重，再也无法康复。由此可见，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可见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致病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谈来，民间传说是慈禧置光绪于死地，则又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在戊戌政变以后被囚禁的十年漫长岁月中，他一方面悲观失望，前途渺茫，一方面又日夕担心受怕，心情紧张，生活上更无人细心照料，使得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恶化，终至不治。不过，无论光绪究竟死于何因，都与他在清廷遭受的控制与打击，在精神与意志上受到的压制与摧残，在身心上经受的折磨，甚至其骨肉亲情也被拆散有着直接的联系。真可谓，光绪一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其实，这也就是他多病缠身的根源。因此可以认为，年轻的光绪之死，与慈禧控制下的清王朝黑暗腐败密切相关。如果说光绪入宫为帝，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那么他的死去，也未必不是清廷政治腐败的必然。

《谭嗣同》原文及翻译

清·梁启超《谭嗣同》原文：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

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

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

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

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

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

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

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

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

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

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

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

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白话释义：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颁布后，谭君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皇帝宣召。碰上他这时生着大病不能上路，直到七月间带病进见皇帝。

召见时，他回答皇帝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光绪破格提升他为有四品卿衔头的军机章京，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参预新政，当时称为“军机四卿”。

参预新政的几人，犹如唐宋时代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光绪本想重用康有为先生，但是害怕西大后，不敢按自己的想法办。几个月来，光绪有询问的事，就让总理衙门传达旨意;康有为有向上报告的事，就写在他呈给皇帝看的书信里了。

自从“四卿”进入军机处，这以后光绪同康有为之间的意见开始能够稍稍通达，决心要实行大的改革了。然而西太后及奸臣也就忌恨更厉害了，不到十天，政变就发生了。

起初，谭君刚进京，(有人)跟他谈到皇上手中无权和西大后阻挠变法的事情，他不相信那些说法。

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指令谭君起草诏书，先派太监拿出历朝皇帝的遗训给他，(大监)转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都有开懋勤殿的先例，叫他查出引入诏谕中，因为皇上将在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谭君退朝回来，就告知同事说“我现在才知道皇上真的没有权了。”

到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皇上拟开懋勤殿的事情了，以为今天诏谕将要下达，可是终于没有下达，于是大家越发知道西大后与皇上已互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扬锐，接着交给他一份“衣带诏”，上面有“我的帝位几乎不能保住，命令康有为与‘四卿’和其他同志从速设法营救”的话。谭君和康有为棒着“衣带诏”大哭。

可是皇上手里没有一点权柄，真拿不出好办法来。当时在许多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长时间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的国情，是力主变法的。

于是谭君向皇上密奏。用优厚的待遇去联络他，希望在危急时或者能得到救助，话说得很激昂痛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他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再一次召见他。

初三日晚上，谭君本人直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去拜访，直接了当地问袁世凯:“你认为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谭君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本已听到了一些传闻。”

谭君就直截了当地拿出皇上的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今天可以援救我们的圣主的人，只有您了。您如愿意救就救他!”又用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抹，说“如果不愿救，就请到颐和园控告我，把我杀掉，你可以凭这‘功劳’得到富贵呀!”

袁世凯正色厉声说:“您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同您一样，都受到特殊的恩宠，救护的责任，不只是您一个人的。如有什么指教，我当然愿意听从。”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全在天津阅兵一举。您和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指挥调遣，荣禄将会依仗你们的兵力来进行废黜皇上的大事。

虽然这样，董、聂的兵力是不值一说的，天下强有力的，只有您了。如果事变发生，您用您的一支军队，就可以敌他们两支军队，保护圣主，恢复皇上的大权，肃清皇上身边的坏人，整肃宫廷里边的秩序，指挥起来稳操胜算，镇定自如，这是一世无比的事业哩!”

袁世凯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急速跑入我的军营，传布号令诛讨奸贼，那么我一定能随同诸位，竭尽死力来补救。”谭君又说:“荣禄待您一向优厚，您将怎样对待他呢?”袁世凯笑笑，却不说一句话。

他的一位幕僚说道:“荣贼并不是真的推心置腹对待我们慰帅。过去，某公曾想增加慰帅兵员，荣贼说:‘汉人，不能给他们大大的兵权。’原来不过是笼络慰帅罢了。

就拿前年胡景桂上奏章弹劾慰帅一事来说，胡是荣贼的心腹，荣贼指使他揭发慰帅，却由自己来查办，为慰帅昭雪，但不久胡就被委任为宁夏道的一个知府，接着又提升为宁夏道员。

这就是荣贼心计极端险恶、极端奸诈的地方，慰帅岂有不知道的!”谭于是说:“荣禄本来有曹操、王莽那样的才干，称得上是绝世的奸雄，要对付他恐怕不很容易。”

袁世凯立即装出一副怒容，瞪视谭君说:“如果皇上在我军营，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两人共同商谈了救皇上的措施。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的枪枝弹都掌握在荣贼的手里，而且营、哨各级将官也大多是旧人。

事情很紧急了，既已定下应付的策略，那我需急速回营，更换这些将官，并设法贮备弹才行。”谭君再三嘱咐一番才告辞。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的时候了。到初五日，袁世凯又被皇上召见，听说也奉有密诏。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当时我正在谭君寓所拜访，两人对坐榻上，有所布置，忽然传来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接着听到由慈禧垂帘听政的上谕，谭君从容地对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了;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法可救了，我已经无事可做了，只是等待死期而已。

虽然这样，天下事还得明知它难做，却尽力去做到它。您试试到日本驻华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他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康先生啊。”

这天晚上我就住在日本使馆避难，谭君却整天不出门在家等候逮捕。逮捕的人没来，第二天他来日本使馆同我会面，劝我到日本去，并带了他写的著作与诗文稿本几册、家信一包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无从谋求将来;没有殉难的人，无从报答圣明的君主。

现在康先生的生死还不知道，那么程婴和杵臼，月照和西乡，就让我和您分别担任这样的角色吧。”就相互拥抱告别。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谭君又同侠士王五共谋救皇上，这事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逮捕。被捕的前一天，几位日本志士苦劝谭君到日本避难，谭君没有接受。

再三再四的劝他，谭君说:“世界各国的变革，没有不经流血牺牲而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听说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就是中国不昌盛的原因。要有人流血牺牲的话，请从我谭嗣同做起。”他终于没有出走，因此最后遭了祸难。

谭君入狱后，题了一首诗在狱中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以思念南海。

于八月十三日被斩于北京南城菜市口，年仅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有上万人，谭君神态慷慨没有一点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君叫刚毅上前说:“我有一句话!”刚毅走开不听，谭君于是从容就义。唉，多么壮烈啊!”

扩展资料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

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人物背景：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

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

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

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