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了，只能从一些史料典籍里面去看，而古人的战争，现代人受到影视剧的影响，以为古代打仗真的就和电视剧里面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但其实，我们都被电视剧骗了这么多年，古代人打仗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和影视剧中是很不一样的。

提起冷兵器时期的战争，想必很多人会想起《三国演义》中“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许诸裸衣斗马超”、“赵子龙单骑救主”、“葭萌关张飞战马超”等经典战斗场面。这些战斗场面给我们的印象是：冷兵器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似乎是武将个人的武艺高低，而不是他们用兵的谋略，两军士兵也不用拼命厮杀，只要给自己的主帅当拉拉队就好了。

除武将单挑在古装战争剧中经常出现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战斗场面是两军主将下达进攻命令后，士兵冲出本阵与敌军混战在一起，叮叮咣咣地乱打一通，然后一方士兵获胜，一场战争结束。

无论是武将单挑还是士兵混战，影视剧中的战争场面无疑都把冷兵器战争简单化了。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正处于热兵器战争时代，谁都没有见过冷兵器战争，故而很多人对冷兵器战争十分陌生，甚至对影视剧中的战争场面信以为真，梦想自己也能骑上骏马披上铠甲手持长枪，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实际上，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远比影视剧残酷得多，但也精彩得多，至于那时候的战争到底怎么打，却又涉及到政治和军事的不断演变。

下面，我们先了解下中国战争史上的第一代“战争明星”——战车。

人类发明车起初是为运输货物，后来被逐渐运用到战争中，这在夏、商、周三代的战争中皆有记载，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就出动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进入春秋时代后，周天子丧失权威，诸侯争霸战争频繁，大规模的车战开始成为主流作战方式。

战车的建制是“乘”，关于“乘”的规格，一说是30人(包括车士3人，随车徒兵27人)，另一说是75人(包括车士3人，随车徒兵72人)，其中3名车士是核心战斗人员——车左执弓矢，主远程进攻;御者驾战马，主进攻方向;车右执矛戟，主近程进攻。两个战车对冲交战时，不是迎头相撞，而是多用错毂而战的方式，车右利用战车相遇的时机，使用矛戟打击对方的车左和御者以取得胜利。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错毂而战的作战方式通常情况下未必能一击必中，这就需要双方战车多次调头反复冲杀，直到其中一方胜利一方失败为止。战车每交锋一次是“合”，每调头一次是“回”，这便是演义小说中两员将领大战多少“回合”的由来。

由于战车比较笨重，同时战车和战马所占场地已经不少，再加上辅助战车的徒兵亦不少，所以战车通常是一字横向摆开，这就要求战场必须平坦开阔，故而车战多发生在平原地带。晋楚两国曾发生过三次大战，第一次在城濮，第二次在邲，第三次在鄢陵，城濮在今山东鄄城西南，邲在今河南荥阳东北，鄢陵在今河南鄢陵，这三处战场皆在中原地区，晋楚两国数百乘战车得以飞驰交战，中原诸侯为之侧目。

战争本来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但春秋时代独特的政治、文化风尚却给车战注入了许多梦幻的元素。那时的贵族在周礼的指导下必须得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因此他们多能在内辅佐国君理政，在外治军征战疆场，每逢重大战事，贵族都会领兵出征，甚至国君也会亲自上阵。即使在战争中，这些贵族也会把一些礼仪带到战争中，其中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宋襄公了，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宋襄公和楚成王在泓水进行决战，宋军在主场作战，早已摆好阵型，但他多次放弃合适的战机，非要等楚军全部过河并摆好阵型后才进行决战，结果宋军战败，就连自己也受了箭伤，于是宋人纷纷指责宋襄公，宋襄公对此解释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的意思是说君子在打仗时不两次伤害敌人，不擒捉头发花白的敌人，不靠关塞险阻取胜，也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打仗就要光明正大地打，绝不靠阴谋诡计和险要地形取胜。从表面上看，宋襄公在战争中坚持古礼，思想太过迂腐，但纵观春秋时代的历次大战，宋襄公的做法在当时确实很普遍，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为报答楚成王当年的厚遇之恩，甚至主动后退三十里表示报恩。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的邲之战中，楚庄王大败晋军，晋军在逃亡时战车陷进坑中无法前进，前来追击的楚军没有趁机进攻晋军反而教他们如何抽出车上的大旗和横木以顺利逃跑，晋军跑着跑着又调过头来，调侃帮助他们的楚军说：“我们可不如大国的人有多次逃跑的经验呢。”

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中，有一个帮助赵家度过难关的晋国大夫韩厥，韩厥不仅在故事中有君子风范，就是在历史上也有着典型的君子风范。鲁成公二年(前589年)，晋军在鞍之战中击败齐军，韩厥追上齐顷公的战车后，没有急着擒拿齐顷公，而是捧着酒杯和玉璧献给齐顷公并谦虚致辞，结果齐顷公趁机逃脱，韩厥只抓住了齐顷公的车右逢丑父。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军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军，韩厥又追上楚国的盟友郑成公，韩厥以“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为由放走了郑成公，韩厥的同僚郤至也在追赶郑成公时以“伤害国君要受到惩罚”为由停止了追击。

通过以上战例可知，周礼在车战中确实普遍存在，贵族们和士兵们在战争中主动遵行周礼为残酷的战争带来了有温情的人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春秋时代的车战以击溃敌人为目的，而不是以歼灭敌人为目的。对于旗鼓相当的强国来说，遵行周礼显然能够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有助于争取周边小国归附自己，实现自己的霸业。

回头再看宋襄公，后人多对他讲究“仁义”冷嘲热讽，实际上，宋襄公的做法在当时无可厚非，导致他失败的根源还在于宋国的实力不如楚国。当时的楚国历经楚武王、楚文王和楚成王三代有为之君的治理后，疆土已经大增，国力日渐强盛，不再是偏居一隅的蛮夷小国了。宋襄公自不量力，在泓水之战前得罪中原列国，把中原列国推向楚国，使宋国孤立起来，给了楚国全力进攻自己的机会，泓水之战其实是宋襄公外交失败的必然结果。

然而，春秋时代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许多不那么光明正大地新战术也逐渐被应用在战场上。鲁隐公五年(前718年)，郑庄公用前后夹击的战术击败了燕军。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用假道的策略灭亡了虢国。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晋襄公用伏击的方法全歼了秦军。《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说“ 兵者，诡道也”，进入春秋中晚期后，所谓的“贵族战争”逐渐消失，实用主义战术开始普及，晋楚三次大战中出现的那些戏剧性场面再也难以见到了。

同时，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弱肉强食”和“下克上”的时代，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后，最后形成北方晋国、南方楚国、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四强鼎立的局面。而在诸侯列国内部，国君的权利越来越弱，士大夫的权利则越来越大，郑国有“七穆专权”，鲁国有“三桓专权”，晋国有“六卿专权”，齐国有“田氏专权”，秦国亦有一段“庶长专权”的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册封晋国的三家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晋国由此正式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国家，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的战争不再以击溃敌人为目的，而是以歼灭敌人、攻城略地为目的，动辄斩首几万甚至十万以上的战役屡见不鲜，作战方式单一的战车也就不再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曾经作为战车辅佐兵种的徒兵，也就是步兵，由于其作战范围比战车更广，作战方式也比战车更灵活，于是逐渐开始发展成为独立的兵种，成为战场上的新一代“战争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