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这一现象，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唐代有个人叫冯宿，文宗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任职期间，他曾经给皇帝上表请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意思是说，剑南两川和淮南几个地方，居然擅自印历书的盗版，必须得下令禁止才行。

在古代，历书是很重要的，农民耕种都需要依历而行。万一历书印错，种地要出大乱子。唐代的历书由钦天监逐年发布，结果没想到政府还没公布呢，盗版历书已经在各地乱飞了。朝廷对此事很紧张，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立刻下令禁毁缉拿。

冯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盗版历书果然闹出乱子来了。僖宗那会儿，朝廷权威已经给毁得差不多了。黄巢一来，他只能逃往四川。朝政都顾不及，更别说历书这点小事了。于是在这时候，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盗版历书，错谬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日子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

官员居然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他觉得一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毛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全给撵出公堂去了。可见这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

到了宋代，盗版更加猖獗。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多猖獗。

朱熹都被盗版商整过，朱熹的表侄子，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朱熹这表侄子叫祝穆，喜欢旅游，后来写成一本书叫《方舆胜览》，结果书刚出不久，便被人给盗版翻刻成了《节略舆地纪胜》。祝穆大怒，告去官府。

官府连忙发布公告：“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窃恐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学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两浙路转运司状，乞给榜檄约束所属，不得翻刻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官府将盗版商绳之以法，算是给读书人出了口恶气。

宋代总体来说，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一本出来，给有关部门审核，别是抄别人的。

这么严格的审核，实在是因为被盗版商给整怕了。那些商人不管校对，印刷又糙，纸张也不好，经常错谬百出，误人子弟。

有个段子。宋人曾经遭遇过一版麻沙本的《道德经》，前头几页还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后来突然就冒出来一句，“佛说是经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怎么回事？一查，原来这是拿串了雕版，稀里糊涂愣是把释道经典给搁一块了。也好，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关于盗版的质量问题，历朝历代没少有人吐槽。岳珂《桯史·稼轩论词》里讲了个故事，说《朝天续集》有韩信庙诗，“淮阴未必减文成”，后来被麻沙本给盗了，错写成了“淮阴未必减宣成”，意思完全不通了。

宋朝麻沙这地方，是盗版书的大本营。到了晚清还有人抱怨：“麻沙百过目生眩，铁擿三绝手尽胝”——这就是生生看盗版书把眼睛给看近视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还讲了个考辩的故事：“……此本《目录》末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所记皆北宋事迹，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甚。盖亦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其名以售欺也。”——标准的盗版。

所以这盗版之惑，自古已成痼疾，时至今日，愈加猛烈。这种现象何时才能彻底泯灭，恐怕是每一个爱书之人都常思之而不可得的疑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