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朝的东林党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个党派的人还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呀，他们可以说是想霍乱朝政了，而且是以集团的形式出发的，所以也就是现在的我们看到的东林党了，还好这些个东林党最好还是灭亡了，我们不妨问问看，这个东林党到底是如果败落的呢?下面是相信的介绍别错过!

万历皇帝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可是在他御宇的四十多年里，大半时间是和文官集团处于对抗阶段的，他不出席任何帝国礼仪，不制定参与决策，不提拔官员，但是整个大明帝国，并未因此而出现混乱，帝国仍然运转如前。这是专制制度发展到最后的结果，连皇帝也不过是制度的需要而已，而且没有皇帝帝国照样正常运转。到明代后期由朱元璋开创的内阁制度已经发展成熟，他发展到一种限制皇帝的制度，文官集团愈来愈需要的是一个合乎利益的守成之君，如弘治皇帝，越是顺从文官，文官越是认为你贤明。明代后期的皇帝是生活在一种被限定的道德规范之中。

那么限制皇帝的道德来自于哪呢?来自于文官集团。帝国内的一切事都有道德来安排，帝国的一切问题在争论到最后都可以转化成道德问题，百姓，官员，皇帝多生活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之中，而所有道德问题终极裁决都是皇帝来做。但是人是有私欲的，大家都是在道德规范之下，谋求私利，表面一套，私底下有一套，张居正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他的死后查明他的家产数十万两。而万历皇帝从小却是被他教育要恪守道德，当这一切看透的时候，万历皇帝表现出一种对道德的反感。

官员的私欲又会分成相互不同的派别，而不可能团结，后来的首辅申时行则发现其中的症结，所以极力调和文官集团，又促使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合作，而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帝要做出道德表率，如前参加各种仪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比文官集团更加痛苦，因为他被要求不能有什么私欲，就算有私欲也一定要在一定的规范之下，它的位处带整个帝国的最上层，所作所为都受全国的注目，特别是文官集团。这是一种不对称的结构，权力最高者却最不自由，万历皇帝是一个具有超越意识和叛逆精神的君主，因为他看到文官皆有其私，对一切道德规范都持有一种蔑视的态度，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象而已，所以他会认为御史邹元标的直言犯上是“讪君卖直”。然而他又不像他的叔祖正德皇帝那样完全不在乎文官集团，只好生活在其中有采取不愿意与文官合作的态度。

其实这种道德规范还是很有作用的，有些文官的确受此长期的熏陶能够在其需要的时候奉献自己，比如东林党人。然而万历皇帝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自己作为皇帝还要受到这种道德规范的限制，他与文官长期不合作。其实我们想一想每个人都有私欲，为什么却不允许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毫无私欲，作为皇帝是万分痛苦的，更何况万历皇帝又看透了这种规范的虚假。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因为帝国依靠道德来上下维系，皇帝作为帝国的象征，必须要有崇高的道德，做一个有德之君，才为万民所敬仰，才能维持帝国的正统性。帝国的一切制度安排都以道德为核心。而万历皇帝如此消极怠工，是万民失去道德支撑，文官似乎感觉自己为国家尽忠是毫无意义的事，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皇帝的任何一点积极回应，皇帝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虚假的去成就其私而已，由是百官之风日渐萎靡。皇帝作为帝国道德的终极判断，对一切置之不理，不置可否，那么文官又如何不乱呢?

在皇帝不对事物作出道德终极判断时，官分必然大坏，因此文官结党营私相互攻讦必愈来愈激烈，因为没有一个对错标准，大家不用担心会出现失败。所以明实录上写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也。万历皇帝不履行自己的作为皇帝的职责，而是文官集团陷入一种无法挽回的分裂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明小朝廷，因为后来的皇帝更不如前更无能力解决如此大的矛盾，崇祯皇帝虽然力图重振，但他疑心太重。

东林党人是一群深受传统道德影响，他们以道德自诩，力图挽回这种风气，然而这种作为如果没有皇帝的参与必定是要失败的。他们是一群不幸的人，杨涟、左光斗若有皇帝的支持，挽回世风还有希望。但是他们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去攻击其他官员谋求私利，可是在其他官员看来(万历也一定如此看)他们又何尝不是在谋求其私利呢?在终极道德缺失的情况下，他们有怎么说自己是正确的呢?

东林党人的失败，说明这个朝代已经出现了道德危机，而在以后的又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挽回，加之以内忧外患，明朝的统治根基由此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