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皇帝和二千石以上高官处在政治结构的顶层，历来是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群体，《史记》和《汉书》中的本纪、列传所记载的内容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群体，使得我们对汉代中上层的政治运作有较深的了解。那么汉代基层官员都做什么呢？

一、尹湾汉墓

近些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为我们了解这一群体提供了一手的信息，弥补了传世文献中的不足和空白。尹湾汉墓出土的实物和简牍中，出现了一位叫师饶的郡吏，我们正好可通过他去了解当时基层官吏的生活世界。

1993年农历正月，苏北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村民尹玉旺，在挖中草药的时候突然挖到了一面黑砖砌成的墙基，当时他并未留意这堵墙，后来和村民闲谈之际有人提到有可能挖到藏宝洞了，于是几个村民合伙继续去挖那段墙基，结果露出了一口棺材，棺木已经腐朽，上面还有不知道什么时代留下的盗洞。

当地政府很快介入，随后考古队过来进行系统发掘，这就是“尹湾汉墓遗址”，已成为研究汉代历史的一个宝库。

这座遗址一共发掘6座墓葬，共出土文物200余件，其中M6号墓出土的文物最丰富，除了汉代常见的木桶、漆器、刀笔等物件外，还集中出土了133枚竹简和23枚木牍。

简牍上面的墨书字迹清晰，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竹简有《神乌赋》《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行道吉凶》，木牍主要是汉代东海郡的行政簿书，主要是关于东海郡行政建制、吏员设置、人口户数、田亩赋税和行政开支等方面的统计数字，简牍上面有汉成帝永始和元延纪年，为我们断定墓主人的生平年月提供了根据。

二、师饶其人

真正帮助我们判断墓主人身份的三份物品清单和十方名谒，上面分别题名作“君兄节司小物疏”“君兄衣物疏”“君兄缯方缇中物疏”，而且名谒中多次出现“师君兄”和“师卿”的称谓，综合这些材料，考古学者认为这些称谓指的应该是同一个人，由此我们便能够知道，这个人姓师，名饶，字君兄，去世的时候是东海郡的功曹，他应该在汉成帝永始到元延年间做了东海郡的卒史，后来成为郡功曹。

东海郡属于徐州刺史部，下辖20个县，18个侯国，是汉代的大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临沂、江苏连云港和徐州东部，功曹是郡守的属吏，不像后来所有官吏都由中央任命，汉代基层吏员由二千石官自行辟署，功曹的职掌主要是人事任命，有时候也会评议政务。

师饶生活的汉成帝时期，没有大的内忧外患，东海郡位于汉帝国的东部边境，东临东海，西临楚国、鲁国和沛郡，更是少有内忧外患，师饶便是在这样一个时空环境中出生、成长、为吏，直到最终死亡。

师饶的家境应该相当不错，在随葬清单中记录的随葬衣服、被褥，多是以价格昂贵的丝织品为原料，平常人家根本负担不起，出土的木牍文书中有他参与经济活动的记录，有两件记载了他为外祖母和婶母举行集资募集活动的捐赠名单，单次募钱数目均超过了2万钱，还有一件事是他在元延元年借给亲戚师子夏的契约，一共借了8万钱给子夏，约定五月末的时候还钱。

不难看出，师饶本人和他的家族经济情况良好，这也是他能为吏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汉景帝时期发布的诏令规定：“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就是说要拥有4万钱以上的家訾才能通过訾选为吏。

三、基层公务员的一年

根据出土的《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在汉成帝统治期间，郡守辟署的吏员一共25人，卒史在其中地位较高，除了师饶外，同时还有9位卒史，这些卒史通常会被安排到郡府的各曹处理文书，被称为“卒史署曹”。

汉代中央每年会颁发给基层吏员用来记录本年干支历日的历谱，作为卒史，师饶养成了在历谱上面的空白处记录下当天公务和住宿情况的习惯，竹简上恰好有元延二年师饶所记录的历谱，为我们了解底层吏员的工作和差旅情况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按照西汉的历法，元延二年一共有354天，在《元延二年日记》中，全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没有标注内容，记载师饶活动的一共有173天，通过对简文的分析，师饶在元延二年的一半时间中，在家住了35天，在某宅舍住了32天，在舍（是郡府中因公务留宿住的宿舍）住了22天，在传舍住了37天，在某亭、邮、置住了31天，在某乡住了2天。

除了家和某宅舍，其他几处留宿地点指的都是外出公务旅途中的住宿地点，如果经过县治附近，则能够住在传舍中，如果没能及时赶到县治，则可以投宿乡、亭、邮和置。

为什么师饶在有记录的173天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差旅中呢？这是因为按照汉代的法令，郡太守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辖区，因此郡与郡之间的沟通，除了行政文书外，大部分由郡太守的属吏来承担。